具体而言，乡土社会的民间法的特点表现为：（1）特殊性。每一种民间法所覆盖的区域，只代表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共同体，超出这个边界，它的作用就会减弱或者根本不为他人所承认；（2）绝对性。乡土社会的民间法往往强化为一种观念，即村民成员的资格并非就是先天性的无条件，必须以对集体的归属为前提，以一致性道德为治理基础；（3）弥散性。由乡村组织行政权力的衍散性所决定，民间法也具有惩戒范围的弥散性，即扩散到与当事人生存有关的任意事项上；（4）内控性。民间法的运行没有外在强制力的保障，主要靠相关主体（农民）对该规则的普遍认可，它的实施靠的是一种情感、良心的心理认同和利益价值利益取向的共同性以及社会舆论，重视运用“调解”的手段解决纠纷。因此，民间法在乡土社会中有着巨大的、高度的稳定性、延续性、群体认同性和权威性，它事实上称为了乡土社会中平时更为常用、村社更容易采取的准法律形式。所以我们才会发现和理解，为什么在农村妇女的土地财产权被民间法屡屡侵害的问题上，一方面是国家法对这种民间法的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就是这么多的村社居民在“民间法”的名义下以“集体合法”的方式侵害甚至剥夺农村妇女的土地财产权益。
2、民间法与国家法的控制范围分析
根据社会控制理论，社会控制是社会成员取得秩序和推动行为可预测性(predictability of behavior)的途径。其目的是使越轨行为者、群体回到规定的轨道上来，是社会系统恢复均衡。②在社会转型期，原有的传统权威迅速削弱或流失，而以良知、理性和法律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权威的建立又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就会出现“权威真空”。在利益驱动和权威丧失的双重效应下，乡土社会中的民间法必然在沿革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产生更大的社会控制功能。但是，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中，民间法适用的深度和广度必须在国家法的规则框架之内 ，以填补国家法的某些漏洞真空为目的。具体来说，必须对民间法与国家法的调控领域和范围要有一个基本的限定。其限定范围一般为：（1）属于最基本、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必须由国家法运用强制性规范予以确定和调适，不允许乡规民约之类的民间法“串位”；（2）属于具有强烈的地方性特点和民间色彩的社会关系，可以依靠乡土社会中的民间法来处理；（3）属于国家法与民间法都可以涉及到的社会关系，可以由两者互动适用。显然，在关于农村妇女土地财产权益的问题上，民间法一方面有“侵权”的嫌疑，在侵害了农村妇女权益的同时，也侵害了国家法的调控空间；另一方面，民间法也有“串位”的嫌疑，在本属于国家法与民间法都可以调适的互动领域，反客为主，民间法在调控和侵害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时，神圣的国家法也成为了乡土社会民间法颠覆和重新解构的对象。
3、民间法与国家法的互动调适分析
众所周知，国家法与民间法是一个互动融合的社会调控系统。国家法在强调制度，限制恣意的同时也取消了选择，民间法在强调乡情，限制专制的同时也取消了权威。民间法很多都是偏重于对财产、婚姻家庭及本社区的生产资料的保护，在内容上以朴实、简洁、方便、合理、易操作见长，这些优点也正好是它的缺点所在。因为民间法作为就是为调适利益出发的乡规民约，本身就带有巨大的利益性和相当的不严肃性，国家法具有严格的制定程序和文字表现形式，作为调控社会整体利益的国民公约，它带有严肃性和公利性，但是国家法也有缺陷和弊端，在某些方面甚至还不如民间法有效和管用。因此，从相当长一段时间看，立足于现实和相对的合理主义，民间法还有存活的市场，指望国家法完全替代民间法发挥功能是不现实的③。但是如果站在民间法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使国家法屈从于民间法，那么法律有可能丧失其应有的价值，有可能代表和反映落后的利益要求，其结果表面上可能是农村妇女的土地财产权益被侵害，深层的后果却可能导致国家法无法在农村扎根。 因此，在农村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在农村妇女土地财产权益的问题上，国家法应对民间法保持一定的相容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民间法调适范围的指导和规范。这样，国家法与民间法互动调适，才有可能使农村妇女在土地权益问题上，国家法不会成为“好看不中用”的“花瓶”，民间法不会成为剥夺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恶法”。

三
从上述对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分析中，本文得出了农村妇女土地财产权益问题得思考路径，即法社会学认为法律是多元的，法律多元主义强调法并不只是一套纯粹形式的、孤立的规则体系，重要的是法是由活生生的制度中的活生生的人所进行的一种活动，法律秩序是一种有组织和决定的方式。因此，必须认真对待和研究民间法的产生来源、生存空间和调适范围，在实际层面上调和民间法和国家法的冲突。
依国家法保护农村妇女长期而有效的土地财产权，完善其土地财产权权民间法，是解决民间法与国家法在农村土地问题上的路径选择。就本文所讨论的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而言，乡规民约的民间法可以发挥作用，但有一个基本前提和要求，这就是必须符合如《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土地承包法》等国家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具体而言，农村妇女婚嫁外村社和本村社的，必须按照国家法的要求在户口迁入地依法享有土地权利；婚嫁后不迁出户口者，必须和本村社其他村民一样拥有土地承包权；土地因流转和征用而产生的收益，必须按照与其他村民一样同等收益的原则进行分配；但对因集体经营土地而产生的收益，可以依照各地乡土社会中的民间法要求，在分配上依据其他投入情况有所分别。这样做，在考虑了“人户分离”现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同时，既维护了国家法的普遍性和权威性，又体现了乡土社会中民间法乡情性和实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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