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重视与大力支持。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和法国等一些国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都建立了专门的组织研究中国乡村问题。不少国家的政府、民间组织和基金会及一些国际组织都提供资金鼓励和支持中国乡村问题研究，如美国福特基金会出资支持中国国内和国外9个单位进行中国农村人口流动问题的研究； 美国卢斯基金会出资支持美国一些学者进行中国村民自治问题的研究；联合国也投入大量资金加强中国乡村干部的培训，推动乡村问题的研究。此外像美国卡特中心、和平研究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问题研究所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英国萨斯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等等都展开了对中国乡村问题的研究。总之，当前中国乡村问题的研究受到不同方面的大力支持和高度重视，乡村问题的研究也不断深入，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第三，研究方法以实证研究为主，尤其是采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据我们所知，当前绝大多数西方学者对中国乡村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到中国乡村进行过实地考察，有的在乡村一个社区驻住和生活相当长时间，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对乡村问题进行研究，如爱德华·弗里德曼就是典型。弗里德曼从1978年5月开始对河北省五公村进行了长达10年的调查， 在10年中他先后12次到中国，对这个村及有关部门进行调查，与数百名干部和村民进行了长达数千小时的访谈和讨论。在此基础上弗里德曼对我国建国前后20年的社会变革及其影响和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综合来看，这一时期国外研究中的代表性观点有：

1.小农经济的内卷化问题。美国著名汉学家黄宗智利用满铁资料和自己的调查，写了两部书《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在1985年出版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黄宗智以充足的史料为依据，提出“不要把商品经济的发展简单地等同于向资本主义过渡”。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他进一步提出：“过密型商品化”的概念，描述了同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商品化概念。“过密化”（involution，又译为内卷化）是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 ）在研究爪哇农业时首先提出的，指的是那种“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总产量的增长”的现象。“过密型商品化”指的是由过密化相伴随或推进的商品化进程。他认为中国农村的商品化不是由于经营型农场主的获利动机驱使，而是人口过多对土地的压力推动的，以密集的劳动投入为代价。因此，并不存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小农生活长期仍旧处于糊口水平，中国人口的大部分仍然束缚于粮食生产。这种商品化不仅难以导致小农经济解体，反而会延续小农经济。它的特征是有增长无发展，即“过密型增长”。1979年的农村改革是对这种“过密型增长”的突破，“正是乡村工业化和副业发展才终于减少了堆积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力人数，并扭转了长达数百年的过密化”，使中国农村真正走向现代化。

2.乡村经纪人观念。美国学者杜赞奇利用满铁资料对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进行分析之后，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中提出了乡村基层领袖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扮演着“经纪人”角色。他将“经纪人”分为两类：一是“赢利型经纪”，他们将小农视为榨取利润的对象；一是“保护型经纪”，他们代表社区利益，并保护自己的社区免遭国家的侵犯。“经纪人模型”注意到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角色，大大深化了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的研究。近来，有学者进一步阐发了这一观点，提出以国家、地方精英和民众的三层分析方法，来解读中国乡村社会。

3.农村社会的转型。shue在叙述中国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关系时认为，1949年以来国家对农村的控制经历了毛泽东时期的“蜂房式”制度到商业网络和政府机构直接渗透到乡村的变迁。在毛泽东时代，农民被固定在当地社会中，国家依赖地方干部对中央政策进行地方化式的“变通”，其角色颇类似于中华帝国时代的“士绅”，从而农村社区对于自上而下的*控制基本上是不开放的。相比之下，改革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开放政策和行政改革措施把农民纳入到具有一体化趋势的商业网络和不断强化的地方行政制度的控制当中，使他们的社区逐步向自上而下的社会控制形式开放了，也使中国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国家力量延伸阶段。

上一页  [1] [2] [3] [4] [5]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