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好事。
三、提高了乡村改革的紧迫性，逼迫乡村通过裁减人员和合并机构来保运转，但同时降低了乡村组织支付改革成本的能力，无法安置剩余人员。农村税费改革前荆门乡村两级的财力主要由农民负担。如沙洋县改革前由农民提供的乡镇财力仅合同内的就有6830.13万元，其中农业税2463.1万元、农业特产税878.59万元、屠宰税533.44万元、教育集资271万元、五项统筹2684万元，占整个乡级可用财力的85%以上；村级财力中的三提有3108万元，占村可用财力的95%左右。京山县在改革前由农民提供的乡级财力仅合同内的就有5476万元，占乡级可用财力的80%以上；村级财力中仅村三提就有2190万元，占村可用财力的90%。农村税费改革要逐渐减轻农民负担，直至完全取消农业税，而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不可能完全与农民负担相等，这必然导致乡村财力的大幅度的下降。乡村两级只能通过降低开支来保持收支平衡，而减人、并机构是最好的办法。荆门市在村一级的改革主要是合村并组、精简村组干部。如沙洋县合村11个、并组259个、精简村组干部2108个；京山县合村5个、并组343个、精减村组干部1692个。2004年，全市村均人口已超过2000人，村均国土面积已近10平方公里，村干部数量每村都在3-7人，其村干部的报酬基本上能通过转移支付提供。乡镇一级改革主要有：2000年撤销了214个管理区，2001年通过合并使乡镇数由71个减为57个，2002年乡镇党政内设机构由6个减为5个，2003年乡镇事业单位由20多个减为8-10个；同时进行了清退临时工和编外人员、核定领导职数和在编人员的工作，所有的临时工、编外人员和民办教师都被辞退。但由于2003年前大多数乡镇精简在编人员特别是财政编制人员时，都只是采取的提前内退和轮岗的办法，在岗财政人员（不含教师）名义上每个乡镇由200多人减到了100多人，财政总供养人员实际上并没减少多少，财政开支仍超出税改后乡镇的财力。因此，2004年荆门市准备贯彻落实湖北省《关于推进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试行)》文件，每个乡镇只设“三办一所”或“一办一所”：即党政综合办公室（加挂综治办的牌子）、经济发展办公室、社会事务办公室和财政所，每个乡镇的财政供养人员（不含教师和县直单位）在50-80之间。其他人员全部买断，与财政完全脱钩。买断就是政府付钱给被精简的人员。按省文件的标准计算，一年补偿一个月，平均800元，20年就是1.6万元，再加上社保的追缴，也要1.5万元，加起来就是3万元一个人。现在湖北的乡镇有50多万干部，如果一半要买断，就要支付75亿元的成本 。由于各乡镇要买断的人员远远超过一半，大多数乡镇的行政事业单位都拖欠干部职工的工资和集资，在分流人员时还必须还清债务，因此，各乡镇分流人员要支出的费用远远超出全省所估算的数字。如沙洋县曾在李市镇试点，李市镇不计县直管部门派出所、国土工商税务司法等部门的人员和教师，参加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财政在编人员（含退休人员）有201人，其中事业人员175人、公务员26人，改革后核定编制为62人，需买断139人，超过了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买断安置费和偿还买断人员的欠款总共需480多万元，人平也超过3万元。即便镇将所有闲置的能够变卖的资产全部变现、省财政部门给每个分流人员补偿4000元并将2004—2007年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提前支付到位，仍缺少300多万元。
四、削弱了乡村组织提供农民所需要的公共物品的能力。当前，除浙江、福建、江西、湖南等少数宗族组织仍在发挥作用的地区外，绝大部分地区的农村缺乏内生合作能力，需要乡政府和村委会等外生型组织来提供生产生活秩序，尤其是经济的协作 。减免农业税从四个方面削弱了乡村组织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一是财力大幅度下降和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干部的减少，使乡村无钱办事无人办事。如荆门市许多乡镇在2003年乡村事业单位改革中都将农技部门当作精减的重点，致使人员和经费各减少了80%以上，远远超出了平均精减30%的比例，致使农技部门根本无钱办农技报传授有关知识、无人下乡防虫治病，许多农田因施肥不当和打药不及时减产。再如荆门市取消了所有的村民小组组长，致使许多地方的小组内道路水渠无人组织维修、农田灌溉无人协调。二是乡村组规模的扩大，不便于干部为村民服务。乡村组的规模适中，才能提高服务效率。但目前许多地方在合并乡镇和村组时没注意这一问题。如荆门市乡镇平均面积有220平方公里、人口有5万；村均面积有近10平方公里、人口有2000多；组均面积有1.5平方公里、人口有250多人。村民普遍感到有事找干部不如以前方便。三是不向农民收税和收费，使乡村干部失去了向农民服务的动力，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商引资上。农村税费改革前，乡村干部之所以主动为农民提供一些生产服务，如在干旱时主动组织村民灌溉，并愿意听村民诉苦为村民解决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顺利收取税费，因为收税的多少直接与他们的工资报酬挂钩。农民也常常以拒交和拖欠"双提款"等税费来维护权益与表达诉愿。毕竟，农民在不存在其他解决矛盾、维护利益、维持社会公正和要求公共服务手段的情况下，或者说运用国家所赋予的更为正式的维权途径成本太高，而收益却是一个十分不明朗的未知数的情况下，交不交钱，交多少钱是他们自己所能够把握得了的，而且在目前的格局下似乎也是他们所唯一能够把握得了的 [p233]。税改后，乡村干部不承担收税职责，由于没有利益驱动，对村民的要求就会置之不理。如沙洋县高阳镇2004年大旱，镇村干部对农民提出的抗旱要求一直置之不理，直到农民到市里上访，市里作了安排才组织劳力维修渠道和抗旱。取消农业税后，农业收入与乡村两级收入无关了，乡村干部会将主要精力放在招商引资等与他们的利益有直接关联的事上，村民农业生产上碰到棘手的事找村干部，村干部很可能不会理睬，更不用说主动为村民办事了。四是不准乡村组织对农民使用强制手段，削弱了乡村组织劳力和资金提供公共物品的权威。税改取消了固定收取共同生产费，并要逐渐取消强制性的积累工和义务工，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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