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委员会开展工作会遇到难度。
什么是指导，什么是支持，什么是帮助，法律并没有详细规定，其进一步的解释权和执法权往往掌握在具有行政优势的基层政府手中，所以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损害村民自治的“指导”、“支持”和“帮助”。比如，有些基层政府为了解决一些村存在的问题，专门派乡干部分区负责村的公共事务，这些分配到村里的人就成了这些村的实际领导。当这种情况制度化后，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乡镇政府与村之间的新一级政府组织，乡公所，凭空增加了农民负担。再比如，有些基层政府为了充实自己的财力，以帮助村民委员会为名，集中所有村的财力物力，实施“村财乡管”，这就在财务上剥夺了村民自治。
二是《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这种协助，如果是自愿的，基于特定的契约的，那么村民委员会就不是基层人民政府的下级单位。如果这样，实际上这一规定没有任何法律意义，因为任何个人和组织，都可以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因此，这一规定在实践中极有可能是强制性的。于是，当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在事务的财政、行政方面的关系不明确的时候，这一条款就会让村民委员会在实际上成为乡镇政府的下级单位。这时，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上下级关系，一种是村民自治与乡镇政府处于对抗的状态。这正好是中国农村目前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两种典型关系。《组织法》还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有关部门，对被依法剥夺*权利的村民进行教育、帮助和监督。这一规定加了“应当”，显然已经变成了法律义务。也就是说，村民委员会至少相对于有关司法部门来说，已经成为下级机构。
三是《组织法》规定，中国*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这一规定，可能会在两个方面改变村民自治的组织结构：
一方面，村民自治在行政上可能从村民委员会转向党支部。在实际运作中，如果村民自治要实现，就必须要让农村党支部进一步民主化，让村民能够选举党支部，比如党支部书记在党内选举之后经过村民确认，或者村民选举出候选人，再经过党内选举确认。
另一方面，农村党支部和上级党委之间的关系是上下级关系，农村党支部成为村委会的领导核心，乡镇党委是乡镇政权的领导核心，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也自然而然地从非上下级关系转向实际上的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这时，如果要确保村民自治，就不仅要使农村党支部的产生过程民主化，而且还需要在职能上进一步调整与乡镇党委之间的关系。否则，村民自治就不是完整的。
根据这些分析，《组织法》有关村民委员会与乡镇政府之间的各种各样指导、支持、帮助和协助的条款可以删除，因为它对于村民自治有害无利。
至于有关党组织在农村的领导地位问题，目前更多的做法是退而求其次的办法，这就是承认基层党支部在村的核心领导权，然后在选举程序上做一些变动，让基层党支部书记和成员具有民意基础。这种做法在当前来说，有利于改善村民自治。不过，由于基层党支部与上级党委是下级服从上级的关系，这实际上一笔勾销了村民自治，除非上级党委不领导基层党支部。
所以，从长远来说，还需要思考在宪政结构转变条件下执政党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笔者的看法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自治的完善，政府治道变革的进行，党的执政结构也需要发生相应的变化，给经济组织、社会自治组织以自己的运作空间，在政府进行治道变革的同时，党也需要根据民主原则、法治原则来行事。在乡村治理层面，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方式不改革，村民自治就没有发展空间，很多不正常的势力，就会利用这一组织结构来破坏村民自治。如何着眼于健全和完善村民自治，来改革基层党组织的运作方式，是当前需要认真考虑的法律问题。
四、村民自治的保障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肯定不会自动进行。所以，《组织法》规定了各种各样的保障条款。
《组织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本法的实施，保障村民依法行使自治权利。这一规定赋予地方人代会和常委会法制监督权。不过，这一规定现在看来几乎形同虚设。因为就现有的运作机制来看，在村民、村委会和乡镇政权等发生冲突的时候，地方人代会及其常委会并没有什么适当的介入机制。这些问题，现在一般通过上访机制来解决。在现行体制中，上访是一种行政性的介入机制，在改变过程中往往带有很强的行政偏好，解决问题具有针对性和选择性，很可能解决了一个问题，却忽略了更多相关问题。对村民自治来说，通过上访来解决《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很可能在制度上改变村民自治的结构，因为它会使得村民自治经常受到来自上级政府的行政干预。
《组织法》第十五条进一步规定，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举报，有关机关应当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当选的，其当选无效。这一规定，在制度上显然也有助于强化上级政府对村民自治的干预。因为它赋予县乡两级行政机关和代议机关权力，调查并依法处理有关不正当选举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司法调查和处置权。行政机关处理问题的程序是行政性的，具有强权干预特征；代议机关处理问题的程序是议论性的，不具有行动性。这两个权力的性质都不利于处理选举纠纷。要处理选举纠纷，最好还是规定由司法机关来处理，如向检察院举报，检察官出面调查，然后向法院控告，法院受理等。另外，这一条款规定的措词也具有事先定罪的意思，好像已经发生了确凿的不正当选举，只要告知有关部门依法处理就可以了，实际上任何不正当选举行为的举报，都可能是*性的，都需要通过正当程序来确认。让选举纠纷通过司法程序解决，而不是通过行政和立法程序解决，可以确保依法选举，为村民委员会选举提供法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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