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根本解决，同时由于农村内外部各种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又产生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些问题被综合概括为“三农”问题。
1.农民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1)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因而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民增收放缓以后，90年代末期至今农民收入始终处于低速增长状态，与城市居民收入的高增长形成越来越大的反差。1997-2002年的6年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加549.5元，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1／5；平均增长率不到4%，仅为城镇居民收入增幅的一半。而且农民收入很不平衡，由于农村内部收入分化，少数高收入户掩盖了多数低收入户，近半数的农民收入处于零增长状态，许多农产收入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1倍，扩大到2002年3.1倍。(2)农民经济利益得不到有效维护。由于缺乏风险分散机制，长期以来农民是农产品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农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主要由农民来承担。由于缺乏利益保护机制，土地等生产要素的非农化转移中，农民是被动接受土地的低价格而不能享有其应得的利益；在劳动力转移中，农民作为最弱势的群体，常常是最低工资的接受者，创造着城市经济财富而不能分享其利益。(3)农民的平等权利得不到保障。由于事实上缺乏强有力的利益代表者，农民在发展过程中不能完全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在农村，普遍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不能享受公共卫生、医疗和教育。即使进入城市，实际上成为城市建设者和财富创造者，但不能享有与原市民同等的城市公共福利，更没有平等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力。例如，广东东莞市常住人口100万人，打工人口有500万人，这100万和500万就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阶级，他们共同创造了城市的繁荣，但却享受着完全不同的待遇。
2.农业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缺乏专业化分工导致的生产低效率。对于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在实行联产承包制以后，二十多年来，实际上没有进行更深入的制度变革，传统农业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分家分户经营、自给性生产为主，出售剩余产品为辅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由于生产方式落后，农业生产效率十分低下。土地产出率不高、劳动生产率也不高，因此日益缺乏竞争力。(2)缺乏有效的生产要素投入，导致发展后劲不足。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曾指出，改造传统农业必须从外部注入新的生产要素：资本、技术、人才以及新制度要素。然而在现行体制下，这个过程是反向进行的：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果是导致农村廉价的生产要素和资源流向城市和工业，形成支持工业化的“低成本”优势。出现三个净流出，即土地价值净流出，农村资金净流出和优秀劳动力净流出，使农业发展的支撑条件日益弱化。这就使中国改造传统农业的速度和效益大打折扣。有人估计，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占用农地的差价，约在2万亿元之巨，相当于改革开放前30年价格剪刀差总额的4倍。近几年，农村资金大量流向城市，农业资金大量流向非农业。农民创造了40%以上的居民储蓄，但在全社会贷款余额中，农业和乡村企业贷款则占比只是5%左右。特别是农业优势劳动力外流，使农业从业人员素质普遍下降。如江西农村劳动力转移率为27%，但19-30岁年龄组的转移率达55%。“青壮劳力不下田”，务农主要是老、弱、妇、幼。(3)农产品结构与市场结构不相适应，导致农产品卖难伺题经常性突出。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沟通城市、面向国内外大市场的流通体系，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缺乏有效的联结手段，难以避免结构调整的盲目性。产品结构不合理、质量水平不高、不适应市场对农产品需求多样化、优质化和精细化的需求，致使农业发展长期缺乏有效的市场拉动力。
3.农村问题，主要是四个落后：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社会落后、乡村面貌落后。由于庞大的乡村管理构架与薄弱的乡村经济不相适应，导致乡村负债问题十分突出，不仅使正常的经济周转困难，还使乡村的信用体系受到严重破坏。由于长期缺乏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足够投入，农民素质差、生活单调，缺乏必要的文化消费等现象十分突出。在原有的严密组织被破除后，乡村社区建设成为整个中国社区建设最为薄弱的环节，由于缺乏互帮互助机制，缺乏行业协调机制，从而农民成为最无组织性的群体。由于基层组织和乡级政府职能上的错位，乡村规划落后，或基本上没有规划，也无法得力执行规划的问题十分普遍，导致乡村建设混乱，村容、村貌不堪人目。乡村环境的脏乱差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环境问题之一。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