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中国的农村*研究在村庄之内的使命实际上就宣告结束，继之而来的是高一个层级的乡镇*研究。此时，各种各样关于乡镇体制改革的讨论继村民自治之后成为*研究的新主流话语。但是，这一话语的出现，与其说是现实中的乡（镇）–村关系遭遇到了远比其他诸如县–乡关系、县–市关系、省–市关系和中央–地方关系更大的问题，不如说是怀抱宏大理想的农村*研究本身具有向上提升和重新寻找研究对象的需要，是其价值情怀和*发展路径设计的必然延续。与这种乡镇话语逐步取代村庄话语相关联的，是将村民自治研究横移向城市社区，力图在城市再造一个*学研究的新的公共话语平台。然而，中国城市社会结构与村庄社会毕竟相差太大，如果说“乡政村治”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再造了乡村社会的基层组织框架，那么，当下中国城市社会结构尚不充分的社区特征，则使这一努力很难成功。最终，受村民自治影响和启发而开始的城市社区研究归位于一种专业性的*学术研究，并因此获得自己的存在空间。
然而，人们总是说，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无论实践者怀抱多么强烈的价值关怀，但只要面向实际，深入村庄，以某种先验理论预设为前提的农村*研究就必然要发生变化和转向。正是因为如此，农村*研究也就相应出现了第三个特征：即面向农村，深入村庄，以研究和解决农村和农民自身的实际需要为指归，以理解和阅读转型期中国农村*特征本身为目的，力争发展出相对更“农村主位”而非绝对“国家主位”意义上的农村*研究。这种学术取向的形成首先得益于扎实的乡村调查的启发。例如，正是长期和深入的田野调查和驻村研究，使研究者体会到作为知识分子之公共话题的农村*研究与实际改良农村*社会状况的农村*研究之间的区隔，体会到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乡村关系改革研究与实际改良乡村治理意义上的乡村关系改革研究之间的区隔，从而开始自觉地告别大话语下的乡村*学，而开始致力于追求从乡村理解乡村，让农民自己说话，从对乡村的阅读和理解中提炼学理性知识，从乡村的*运作实态与生态出发去思考改良农村治理体制的公共政策。同时，这一转型的出现也与此一时期农村*研究对其他学科和研究方法及视角的吸纳有关，正是在这样一种从研究立场到研究方法的转变中，农村*研究开始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各有侧重而又相互联系的新趋势：
（1）以描述和解释农村基层*实态及其支配机制为研究旨趣的新取向。这种研究取向的目的在于通过深入发掘、理解影响与支配中国乡村*运行及其深层机制的“地方性知识”，重新发现和认识中国乡土的经验。并力图以这种经验来丰富和重构中国基层*的图像，最终为学理的操作提供一个真实的经验平台。这种研究看似立意不高，其实志向高远。因为研究者们已经意识到，自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各种各样的西学东渐过程，在促成中国传统学术走向科学化和现代化的同时，也在有意无意地以自身所特有的视角再造和重组本土的经验，以至于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创造新理论来源的本土经验，实际上已经在潜移默化之中被改造成为论证各种西学当然地具有先在*正确性的“本土经验”，从而使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事实上也成为一个我们自以为熟悉，但在实际上却是需要花大力气去重新认识的“远去的他乡”，因此，只有重新地化“生”为“熟”，才谈得上重构理论。因此，这一尝试表现出强烈的人类学倾向，并在事实上是由*学者自己，而不是经由人类学者的越俎代疱，开拓出中国*研究中的*人类学路径。（2）以研究乡村*及行政体制和结构为取向的研究，这种研究尽管尚未完全摆脱宏大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但它此时更为关注实际解决阻碍中国农村*与社会发展一系列问题的努力却十分明显，它力图更加专业和技术化地去思考和解决乡村的结构问题，而不再满足于仅仅为了去证明某种发展逻辑，近年来重新出现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种种尝试，虽不成熟，但却实际上是这种政策性研究的努力在社会运动层面的体现。（3）农村政策的社会基础研究。这种研究以探讨政策绩效差异与地域和社区的关系为起点，最终落脚到着力理解转型期乡土社会的特性、原因及其走向，力图在连接学理研究和政策研究上做出尝试。这种研究其实与第一类研究有接近之处，但他们之间却始终又存在明显的张力，这表现在这种研究的拟社会学特征和它始终执着地要在学理研究与政策研究的中间地带建立明确而结构化的联接，并力图据此开拓出一个以问题带动学科的研究领域。（4）主要将乡村社会作为丰富和发展中国*学及整个社会科学理论灵感来源的研究。这种研究是以学科为导向的，它更具有世界性的学术关怀，学者们相信，作为超大发展中国家的转型期中国农村不仅是中国学术发展最为重要的一个灵感来源地，而且也必将为确立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地位做出贡献。由于其宽广的学术积累，这种研究已经越来越具有国际的视野和学术水准，而本土化的追求也成为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路向选择。
上述研究也同样激发出农村*研究与其他学科在研究方法上的交叉与融合。例如，通过借鉴社会学的视野和方法，不仅丰富了*学者对于中国乡村*的想象力，也丰富了他们的表达语汇，扩大了他们的研究视角，对*的社会基础的重视，本身就促成了*社会学的成熟。又如，通过借助于人类学，*学者不仅学会了农村研究的主位关怀，更为重要的还掌握了一种新的研究文本的表达方式，而在这种文本表达方式背后所体现出来的，已经不仅是研究者对地方性知识与经验的重视，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它直接影响甚至改变了研究者的学术立场以及对学术本身的认识，一些学者正是通过拟人类学的田野研究，寻找和构筑起与后现代中国学术的关系。而通过借鉴历史学，也正在使当代乡村*的研究也显示出更加纵深的学术视野。
但是，也正是这种从研究内容到研究方法的转变，也给农村*研究自身的发展提出一系列需要进一步去思考的问题。例如，如何处理*学的农村研究在方法论上与社会学和人类学等相关研究的学科界限。虽然说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有利于学科的发展和创新，但是，在交叉、融合的过程中自觉地界定学科分工及方法定位，却有助于学科自身地位的确定，并关系到学科的存在价值。如何处理微观和中观层面的农村*研究与同样微观和中观层面的其他实证性*研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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