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基金来源渠道却是比较一致的；由于保障基金形成于不同层次的分配和消费领域，并不直接决定收入的变化和多寡，即使在同一社区范围内也不可能是明确一个基金构成比例，这种比例只能是一个取决于其它因素的经常变动的不确定关系，且这种关系必然是在社会财富分配关系的范围之外；社会保障基金的构成绝非自身的比例构成，而是它与社会财富的生产及其所占的份额的关系，也即它与整个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关系问题；由于社会保障基金是通过国家财政、集体提留和个人消费支出三条渠道联系生产和生活的，保障基金的构成问题也就相应地转化为与上述三方面挂钩的问题。
7、保障基金提成比以及国家、集体和个人的承受度。合理适度是建立社会保障基金的关键，也是公平和效率的结点。社会保障合理适度的关键又在于保障基金总规模。控制保障基金总规模的最佳途径莫过于确定各项保障基金提取的比率。国家参与的部分是通过财政支出实现的，故需在当年财政收入中提取相应比率的资金，用于社会保障；集体提留的保障基金可分别按集体当年的总产值、总收入、纯收入、企业总收入、企业税后总利润等多种项目提成。由于农业主要是分散经营的，集体并不直接掌握，集体提成保障基金的对象只能限于集体经营的部分，如集体经营的工、商、服务等企业。一般来说，在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不同产业、不同行业及生产不同产品的企业之间的机会均等利润是基本相等的，按产值和按利润提成也应该是基本相当的，但目前我国乡镇集体企业没有统一的经营帐目和严格的管理制度，企业在各方面（包括收入分配）都有较充分的自主权，企业利润指标的口径又很不一致，按利润提成虽然比较合理，但确实很困难。集体保留部分最好按企业的总收入提成，对个别经营情况不好，提成确有困难的企业，可以考虑适当调整，灵活掌握提成比率；个人支出的部分亦需要按比例提取，即按加入保障的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多少提成。在现实生活中，要准确地统计每个劳动者的收入多少，也是很困难的，但结合其实际收入状况，大致估计出当事人所属收入档次则不难。因而，个人收入的提成办法最好莫过于把社区范围内的农村居民按收入划分为若干档次，然后确定不同收入档次交纳保障金标准。益阳市金花湖乡把劳动年龄人口按所在家庭人均收入多少及其分布状况划分为五个等级，依次确定五个等级月人均交纳保障金的批准分别为1元、2元、3元、4元、5元。实践证明这是一种比较理想、又切实可行的好办法。到底提成多少比较适度？也即国家，集体和个人的承受能力有多大？此乃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
正确处理上述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明确这一量的关系的内涵，具体指：（1）国家、集体和个人的承受度，即乡财政、企业总收入和个人收入中可以用于保障支出的份额。国家加入社会保障的部分资金下拨乡财政统一支付，乡财政提成比根据现阶段财政每年实际用于各项社会保障的开支、机动财力、财力来源和结构变动，结合各地的具体情况确定，经济发达地区一般可控制在10—15%左右，发挥必要的补充作用；集体经济承受度的大小，一般依据集体实际用于社会保障的各项支出情况、集体积累及经济结余多少，按不影响企业发展的原则认定合理支出规模，然后确定其在企业总收入中提成的最优比率。从目前农村试点情况看，按1%上下比率提取比较合理，相当于按企业利润提成5%左右（企业正常利润率一般在20%左右）。由于不同企业的利益差别，实际执行过程中，可以考虑按企业经营情况好坏和承包条件适当予以调整；个人承受度主要根据个人所在家庭经济状况、收入结余和各项传统保障（如婚丧嫁娶开支、迷信活动花费、请客送礼支出等）支出的部分可诱导开支确认。一般收入在贫困线（年人均收入300元）以上的农村居民开始具备一定的承受能力，收入越高，承受度越大。根据我们实地调查的情况，可按个人收入多少分别提取2—5%的保障金。（2）国民经济总体承度，即国民收入总额中可能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份额。西方福利国家社会保障支出一般都占到国民收入总额的25—30%，有些国家甚至高达40—50%（如英国）。借高额所得税维持的庞大保障开支，抑制了私人投资，促使财富分散和资本外流，导致经济萎缩。可见，从宏观上保证适度的保障开支至关重要。结合我国农村实际的保障支出、经济状况和用于传统保障形态的可导向性支出等主要方面的情况，并考虑到留有较充分的余地，将社会保障支出的总规模控制在农民纯收入总额的5—10%左右比较适宜。（3）结构效果。主要指参加社会保障的各方保障支出多少及其构成所导致的多种利益关系的比较和选择。很显然，国家投资越多，更有利于调动集体积极性，提高个人满意程度，社会保障会更有吸引力。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主要依靠集体和个人，国家参与的力量微弱，是民办公助的，这就需要周密细致和经济地考虑好各项基金的构成问题，既使国家少花钱，同时能使集体和个人的投资热情和能动性得以较充分地发挥。这个问题在不同富裕强度和不同经济类型地区表现非常突出；贫困地区主要依据财政拿钱开展社会保障，比较易于接受；富裕地区国家投资少，主要依据群众的自觉需要。集体发达的苏南地区，主要依靠集体投资，很容易模仿城市传统的大包揽福利体制，需要引导个人投资，发展保险型社会保障体制；家庭工业繁荣的温州，国家投资的可能性少，集体缺乏实力，单纯依靠个人投资自保，无异于金融保险。这类地区社会保障如何开展，已经成为经济发达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现实难题。我们以为从家庭企业收入和其它个人收入中适量征收部分“地方税”或“管理费”工“集体提留”是非常必要的。这样就可以把一部分收入从个人手里转移到集体手里，集体再投资兴办社会保障事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同时可改变单纯的利益结构，使社会保障体制得以成立。这种办法着眼于利益结构的调整与重新构造，又不侵犯利益主体，相对于“储蓄保险模式”是否更符合科学？
上述思想的要意就是各项保障基金来源与当年现金收入直接挂钩，并使各项保障基金来源实现了按一定比率提成。这就区别于先确定各项目保障标准，然后考虑协调各种变动关系的通常做法，而是先按需要和可能确定保障基金来源和固定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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