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杂志总编辑温铁军认为，解决土地问题需从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下手。农村高产熟地的大量占用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这是去年严禁开发区滥占耕地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农村的土地问题实际是财政、金融、税收等宏观政策交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是财政税收体制。税制改革一个结果就是中央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下降，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却在逐年增加，既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又要提供公共品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又没有相应的财政工具比如地方债务可以利用，就必然带来地方政府低价占用农民土地，高价卖出，填补地方财政的漏洞。这些行为，单纯靠文件、命令是很难解决的。

其次是在金融方面。这些年加强金融垄断之后，贷款上收，金融系统的融资渠道不畅，只能指望着低价抢占土地资源变现，用这种方式套钱。

第三就是县以下行政部门的“离农而去”。所谓离农而去，就是原有的公共服务性部门已经变成盈利性部门。比如说供销社、信用社、乡镇卫生院、文化站等等都已经变成以营利为目标了，农技推广站也只是发３０％－５０％的工资，其余的靠你去经营。而这些部门却都以政府的名义在开展所谓的业务，以部门的行为立法，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解决土地问题应从这三方面的改革入手，理顺宏观问题，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