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1994年汇率调整一步到位，人民币贬值实际达到57%，这就意味着刺激出口。本来1993年国内粮食价格已经高于国际市场约20%，但在人民币一次性贬值57%的情况下，出口粮食就有可能得到约30%的机会利润。率先得到汇率调整消息的南方粮商就从南到北抢购过来。因此，是城市需求增加、汇率调整这两个原因导致了1994年粮价上升。
考虑到中国9亿小农高度分散的、以自给自足为主的粮食生产的商品率过低，正常年景约为30%，其中仅一半受惠于国家定购价格调整；并且小农粮食销售的货币收入比例也低。因此，理论界早有小农对粮食价格正常变动不敏感的讨论（参见表1、图1，农村改革以来粮食产量、商品量、农户存粮以及人口变动）从图表列出的数据对比可以看出，总产量与人均产量同步变动。实际上中国9亿小农的粮食生产决策以满足自身需求为第一目标；一般情况下，农业主产品的产量往往随农村人口变动。又因为中国农业人口长期占绝对比例，因此粮食产量与人口同步增长。这可以借用发展经济学关于“低水平均衡陷井(人口陷井)”所揭示的规律，来解释这种粮食的周期性现象。亦即：超过粮食增长率的人口增长率，总会使人均粮食占有水平被拉回到“低水平均衡”。
但是， 1994年粮食有所减产，同期本币贬值带动的粮食出口、经济过热带动的民工潮，都在增大需求压力、引起大户入市抢购拉动价格暴涨。并且1995年后又由于政府对棉花实行反市场控制导致农民弃棉种粮(1996年棉花实际播种面积低于原计划9000万亩约20%)，转而也使粮食播种面积增加。这个现象说明，尽管小农粮食生产对正常价格变动不敏感，但在价格异常情况下却会反应过度，甚至把存粮也拿出来抛售。
4、第六次典型的生产过剩和农产品全面“卖难”
第六次是1996年粮食增产超过人口增长需求和在宏观经济紧缩影响下出现了延续到现在的农产品全面“卖难”。也属于典型的生产过剩。
为了因应1993-1994年的第5次粮食波动，政府1994年一次调价达42%，1996年又再次提高了40%，这就大大刺激了粮食生产，1994-1996年粮食产量3年大幅度增长，连续跨越了9000亿斤和10000亿斤两个台阶。我们提前实现了2000年的产量目标，但中国人口却没有提前增长上去，正常情况下每年增长1800万人，意味着缺少7200万人口来消费粮食，于是这提前4年增产粮食必然形成过剩。
三、简单结论
分析这6次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供求波动，会很清楚地看到历史告诉了我们什么，也会很清楚地了解到缓解现在农产品供给过剩的主要措施是什么。
实际上，由于我国尚处在城市化进程中，70%人口生活在农村，属于自给自足型的粮食消费。因此，中国的粮食安全系统应该以30%的市场化消费的城市人口为计算对象，以常年粮食商品率为计算依据，而不是以常年产量为依据。因此，中国还不可能完全按照西方完全市场消费的一般规则建立粮食安全系统。
并且，建立中国的粮食调控系统应该与城市化的人口调控结合起来。当前解决农产品卖难的一个主要途径是加快中小城市和农村城镇发展，增加城市人口的密集度，提高规模人口带来的规模消费。因为城镇的规模消费水平是农村消费的3-5倍，现在全国600个大中城市，有2800个县级市；大部分人口规模不足。还有18000个建制镇，平均人口规模也仅8000人，如果这些城镇人口规模达到3-5万，再乘上3-5倍的规模消费，市场需求必然大幅度增加！而当供给不足、价格上涨的时候，则可以相对放慢城市化速度。甚至，中国将来的汇率变动和粮食进出口调节，也应该与城市化问题联系起来，通盘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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