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没事儿干，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财富，应该把这个资源也利用起来。对我们的农村能起一点积极作用。但就我们城市来讲也存在这个问题，怎么使我们的精神水平更高一点。有的老教授说我这儿书很多，我二十几个书架的书，我总在想我将来这些书干什么用。是不是应该办一个图书馆，让周围的人都能看。都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谁去组织，谁去弄它，好把这些社会力量很好动员起来，一个是城市，一个是农村，都能做不少工作，你们的这种精神非常令人感动，谢谢你！
答2：我也非常谢谢你！你说这些话我忽然想到两个事儿。第一个是：其实我总是在挫折和酸楚中做的这个事情，为什么？操作中跟理论不一样，理论中可以国情共识派、左派、*。而操作中无时无刻不面临些问题，我希望找到一些既不求名也不求利的人，现在这个时代的人都是极端地要重视自己的利益的。但是有一批人，包括毛时代有一批人，就是说五十岁以上，他们的名利就到此为止了，那么如果说他吃喝*党给他有保障的话，他完全可以做一个对它自身有意义的志愿者。这就需要奉献，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很苦恼，那这事儿没法做。作这件事我就有一个名言，就是当你做这件事进入一个状态，人家觉得你是傻冒，但你却在这种傻冒的状态中感到莫大的幸福。我们的那个名言就是：“热爱丢脸，欢迎挫折，享受痛苦。”我们这些最先在农村干这个事儿的人，人家看着觉得怪怪的，你必须拿这个作为名言。而我的幸运是有温铁军先生到那儿去推动了一下工作，县委书记表态，知道何慧丽在干正事儿，我是比较幸运。但是你知道有多少人在乡下干这个事情，他们是多么的苦恼啊！
听众：有很多困难，有很多人不理解。
问3：您现在在农村搞这个集体化试验，你是不是借鉴了我们国家78年以前搞的集体化的经验教训的资源呢？
答3：这方面我没有做对比，我只是就事论事，从实际来说呢，它们又一个区别。你问能不能借鉴以前的，我不知道具体如何，我只知道有区别。区别呢就是以前的那个集体化是为了城里的工业化的集体化，是因为城里的工业化需要一些东西，没法和一家一户的小农打交道，因此呢才走的集体化。因此我觉得这是个最大的不同。但是有一个关联就是老毛在搞集体化之初的初级互助合作，那个是有资源可以利用的。老毛的初级互助是成功的，现在我们二三十个人一起搞一个事儿，其实就是和老毛当年搞的初级互助差不多。但我要说的就是现在要搞这个事情，从理论上来说是温铁军先生要搞乡村建设，再大一点说就是大家在一个村庄里面，被市场腐蚀掉了，人人没有安全感，人人自危，把村庄当成是一个自己生存的地方，这不是一个事儿。所以这是理论上的资源，那我实际来说，就是实实在在的来说，我们现在叫新合作社，这个是实实在在可以解决新问题的，比如说确确实实在增收体制上做文章。现在在增收节支的这种问题上，除了合作社和各种协会以外，难道还有别的资源吗？为什么现在乡村出现一种情况叫做增产不增收，优质不优价。问题就在于农民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就在于一家一户的小农互相的竞争和残杀。所以说我觉得我这个问题，既不是从历史来的，也不是从理论来的，虽然说他们可以借鉴，但我更多的是从现实中来的。实实在在来说，一个村庄有几千亩地，一年不知道用多少化肥农药，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一起到厂子直接定呢？一确实是真货，二也可以免去中间盘剥。你知道每家每户都要翻地，每家每户都急着找机耕手，机耕手也不知道今天翻完了明天还翻不翻，他也不知道。你就天天找他，他也就处于一个无序状态。你把这些人组织起来排个序，然后找机耕手，今天给张三，明天给李四。这样机耕手也不着急了，农民也不着急了，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我想我这样回答。
问4：刚才您提到了农村的建设需要文化，那我想问问您农村的法制建设应该怎样呢？
答4：这是今天的题外话，总体来说今天的法是移植西方的法，现在的法缺乏社会基础。第一个意思就是，农村大部分的事不是靠法制来解决的，也是不能靠外来的法制来解决的。现在农村有种情况就是许多农村政策制定者没有走群众路线。我的意思就是说法律下乡是个很痛苦的过程，我认为现在基本上法制在乡村的推广是不成功的。它有作用，但它的作用不是乡村建设的作用，我是指一部分，也不能一概而论。在搞乡建时我借用了法，因为我用现在的中央一号文件，但是我主要是借用了传统资源。传统资源包括习惯包括惯例，还包括民间的一些方式。当时成立这个发展合作社，那时大家都说：“愿意愿意”你愿意了你就给你的亲戚朋友都说一说，她自己发动了六个女的，都是他的姐姐嫂嫂什么的，这是利用传统资源。你这个问题比较大，但我总体上就认为中国目前这种法制这条路就不对。当下的问题，大部分埋在海面以下的问题不是靠这个法制能解决的。第一，法制可能不合情，不合乡村的那个理，第二，法制解决需要高成本。它最好通过民间的一些自制性的组织，民间自治性的力量来解决，这个可能是个正路。
问5：何老师，你说这种组织的存在需要文艺性以及对人的培养来保证，但是像经济合作社这种现象怎样能够持久？
答5：四条，第一条，合作社的理事长和社长必须是乡村的经济精英，如果选一个老好人，或者选一个像支书这种人，这就麻烦了，所以说这人必须是有力量的，包括项目的力量，金钱的力量以及他的这种智慧，这是第一条。就是说领导机构这些人必须是村庄精英。第二条，我正在探索，我们把一个村庄的这么多人凝聚到一起干嘛，有个啥要干，我想要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接科研单位，我觉得这里面有文章可做。虽然我从来不奢望它能根本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说现在很多科研单位有一些项目，但看不见农民。那如果我们某个社的社长跑到河南省社科院，去说我们有一些地，你们有没有什么可以推广的，这样它可以对接科研单位。我觉得这里面有东西可做，另外可以进行规模化。现在并不是市场不需要，它需要一些东西，但他就是找不到农民。你比如说种一种瓜，你种个几亩，那根本就不值得运到上海运到北京。但是大家合起来。那么批发商就看得见他们，他们也看得见批发商。运输买卖上就划得来。这是第三条。第四条，就是他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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