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全面小康时，达到人均国民收入3000美元，城市化率55%，而墨西哥现在的城市化率是80%，人均国民收入比我们2020年预计达到的目标还多50%；可为什么还有大量贫困、大型贫民窟，还有农民战争、社会动乱？巴西城市化率82%，发生金融危机前，曾经达到人均国民收入近8000美元，是我们2020年要达到目标的两倍多。可巴西为什么也会有全国性的无地农民运动，每一个大城市周围都是好几个百万人的大型贫民窟？
小农平均占地的制度效益
有人说，只要放开市场，充分加入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三农”问题就会自然解决。也有说，只要进一步推进土地私有化，问题就解决了。还有说，只要把户口取消了，中国的城市化现在就可以提高到50%，就已经解决“三农”问题了。听到这样一些云里雾里的说法，觉得有点困惑。为什么？
第一，我们现在这种农地制度，真实的制度作用是什么？从制度经济学研究问题的角度来说，是稳定；获取这种制度收益的是这个国家。在如此庞大的人口压力、如此短缺的资源矛盾之下，仍然能够基本维持安定，靠什么？根本就不可能靠警力。
农民在自己本社区基本上不犯大罪，小偷小摸、调戏妇女可能有，但是大的刑事犯罪很少。为什么？首先是地权在起约束作用。很多基层治理依据的乡规民约都明确，一旦刑事犯罪，其地权或者村社内部的福利丧失。尤其是在那些有一定工业的乡村，实行的是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把村社土地做股，把社区的工业资产也做股，每户都得到股权。这种制度是经过大多数村民同意的，其中一条约定就是，如果有刑事犯罪，股权取消。
其二，传统农村社区是具有血缘和地缘关系的环境，有天生的“低成本”监督的特殊作用，如果一旦打破社区制约，那么流动人口犯罪必然增加。从1992年前后流动人口开始大量增加，流动人口犯罪占刑事犯罪的比重从不到50%到现在的超过80%。刑事犯罪发案率进入高峰，不再是一般规律：随着经济形势好转下降，随着经济箫条上升，有波峰就有波谷；而是进入一个斜坡式的不断增长。尽管司法部门调整刑事犯罪发案标准，从原来报案50块钱可以立案，现在500块钱以上才可以立案，是过去的10倍，犯罪率仍然处于高峰。
为什么主要是流动人口犯罪？这应该属于一种社会性犯罪，因为大批农村人口离开了社区财产关系制约，离开了社区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制约，离土离乡出来后受到歧视，又没有组织，任何个人的冲动都可能导致犯罪。而且原来是“个体复仇”，现在变成群体性的。例如万州事件，就是典型的从个体性的冲突演变成群体性的事件，短时间就出现社会暴乱，最后不得不出动武警，使用催泪瓦斯，橡皮子弹……
农村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按户占有产权，这种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拴住了农民人口，使之不至于形成大规模流动条件下的贫民窟，不至于引发社会性犯罪和动乱。但是流动人口增加所导致的刑事犯罪增加是必然规律，不是教育问题、法制建设问题。所谓约束，在农村社区内部是自然天成的，而一旦变成流动人口，进入所谓现代社会之后，必须有一个庞大的警察制度维系的社会治理，导致高成本的*制度，但那也未必能管得住。
人们说美国的制度好，我去美国十多趟了，有一回开车迷了路，在一个小区里转不出来，转了刚第二圈，两辆*把我截住。他怎么知道我在那儿转呢？可见警察系统很灵敏。还有一回我过十字路口，稍微速度慢了一点，被别人撞了，我下来刚想跟他“理论”几句，*来了。谁报案了？警察登记后是保险公司来解决问题。现代法治社会就是靠这种警制维持，高效，却也是极高成本的。
法治社会靠警制支撑。如果照搬这种事情，我们有钱撑得起高成本的警制吗？没有警制，这套现代法治怎么玩？所以我们看农村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单纯谈中国的农业问题谈不清楚。小农平均占用土地这种基本制度的作用根本就不在农业上，而在维持社会基本安定，这是它最大的制度效益。
20世纪前50年打了三次仗，后50年经历了三次所谓改良式的改革，为什么领导人都坚持给农民平均分地，而且说“土地不许动”？领导人明白，动则大乱。只要不去夺农民的地，不去抢人家媳妇，不给人加重负担，农民就不反抗，大部分是在村里呆着。这是一个多大的社会蓄水池，蓄积着多少矛盾不爆发？
中国现在13亿人口，将来16亿。这个社会矛盾只会不断增加、不断恶化。谁能稳得住，那是天大的本事。老外不用这样稳，过剩的人口经过殖民化转移出去了。中国人有这本事往外转移吗，没有，只能在这么点地方容纳十几亿人。十几亿人口如果是在欧洲，早打翻天了，在中国却没打翻天，最大的一个稳定器就是现在的土地制度。
城市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
1980年代时，北京户口值多少钱？无价。1990年代初北京郊区一个户口卖20万，那是等价交换，意味着一个人进城带来的城市财政增加对你的开支，包括交通、教育、医疗、社保等，大体等值20万。为什么一般的中小城市的户口价值等而下之？因为政府能够提供的财政保障是越来越低的，到县以下基本没有了。再后来，县以下放开户口也没人愿意要了。了解了这些过程再看，城乡二元结构难道就是个户口问题吗？不是，是户口背后隐含着一系列的城市体制问题。城市的体制没有深化改革，如果简单地取消户口，带来的问题往往大于解决的问题。
不能简单化地给“三农”问题开药方。
有人说，只要我们尊重农民意愿……我做了20多年农村调查，也长期强调尊重农民意愿，可是不能绝对化。同理，也不能简单地看是否在理念上认同给农民以国民待遇。
中国的“三农”问题将会长期存在，直到2020年全面小康目标达到，也未必能实现预期的城市化目标，不妨以十五计划执行头三年为例。
中央给国家十五计划提供的指导意见中，首次强调“以人为本”。后来的十五计划提出每年新增就业至少应该比新增人口多，那时新增人口大约1100万，所以提出每年新增就业1200万。可十五计划执行三年了，经济高速增长，到2003年达到9.4，国外的分析甚至认为是13点以上，但是，新增就业每年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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