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帮忙，价格涨，人努力和政府政策的导向”。
由此可见，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扶持农业发展，解决“三农”问题，不光取决于我们的美好愿望，更关键的是取决于国家到底有多大的实力，财政上到底能拿出多少钱来。温铁军等农业专家对此都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怀疑。比如张晓山最近就撰文指出，“农村税费改革之前政府和村社区组织通过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三提’、‘五统’及摊派实际上从农民那里每年要收1500亿元～1600亿元。税费改革以来，为了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因减免农业税而各地减少的财政收入，主要由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转移支付予以补助，2003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305亿元，2004年510亿元，2005年因全国2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取消农业税收，中央转移支付将达到664亿元，但乡镇、村两级财政缺口仍较大，乡镇、村两级自身财力匮乏和为本社区居民提供公*品能力不足的问题将凸显出来。”（张晓山：《农业税取消后如何深化农村改革》燕南评论2005.3.24.）
问题之三，以公司加农户，龙头加龙尾，实行“订单农业”，走农业产业化的道路来富裕农民，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得通？不错，在近年来的农村改革实践中，我们确实看到一些地区，如山东、内蒙古等通过这种方式使一部分农民受益。但同时我们也大量看到公司整农户、坑农户、骗农户，使农民血本无归的事件不断发生。这里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公司与农户往往并未结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共同体，而是各自分离并具有独自利益的经济主体，在经济交往的利益博弈中，由于博弈力量的极不均衡，结果往往很难避免公司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利用其博弈中的优势侵害一家一户的分散的力量薄弱的农民的利益，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更是资本的必然，而并非公司老板的良心太黑的问题。
因此，仅仅依靠现在这种公司加农户，龙头加龙尾，实行“订单农业”，走农业产业化的道路来富裕农民，其设想的出发点是好的，其实行的结果很可能是悲惨的。所以李昌平等农业专家会对此产生怀疑，他认为：“有没有公司把农民带富？也有，但是是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呢？我持怀疑态度。我大量的一手资料证明，不是这么回事。公司是什么东西？如果不是利益最大化，那他就不是一个好的企业家，或者是一个傻瓜。当农业性的企业获得超额利润的时候，会给农民。但获得平均社会利润的时候，它不找农民要钱，农民也不找他要钱。但是当企业得不到社会平均利润，或者亏本的时候，它一定会把风险转嫁给农民。这时候，政府干什么呢？他会为了企业还是为了农民呢？当然为了企业。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第一，企业可以给政府官员送礼；第二，每个企业都是政府的政绩。问题是农业性的企业会不会得到社会平均利润或超额利润，经过调查90%的农业性企业得不到社会平均利润。不然的话为什么中国的四大银行离开农村了呢？也有个别的企业把农民带富，但以一个企业就代表全国的情况是不合适的。连国营企业都会打白条等，怎么能够指望民营的企业带动农村致富呢？”（《三农问题的困惑与出路》，燕南评论，2002.6.17）
二、农村县乡基层政府养人太多，“生之者少，食之者众”，使基层政府变异为“掠夺性政府”说
该观点主要认为，我国“三农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农民负担之所以如此沉重，农村公共品供给之所以如此匮乏，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县乡基层政府机构太多，养人太多。农村经济本来就很薄弱，目前农业增加值仅仅只占全国gdp的14％左右，极其羸弱的经济基础难以支撑过分庞大的上层建筑，“生之者少，食之者众”，最终必然使基层政府变异为“掠夺性政府”，结果必然大大加重农民负担，使农村和农业趋于凋敝，并激起农民的不满与反抗，使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基础大大削弱，最终导致*危机爆发。因此，他们开出的药方是撤销乡镇一级政权机构，改为县的派出机构，如乡公所，大大减少吃“财政饭”的人员，从而减轻农民负担，从而腾出更多的政府财力用于农村公共事业，缓解“三农问题”。
但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李昌平和一些基层干部提出：目前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短缺，“三农问题”严重，表现在基层，但根源在上面。目前乡镇一级承担的责任最大。省市两级可以玩“空对空”的把戏，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贯彻文件，特别是利用传媒，铺天盖地宣传由上到下层层出台的文件、各级领导在层层召开的会议上照葫芦画瓢的“重要讲话”，认认真真搞完形式，扎扎实实走完过场；就对中央和老百姓有了一个交代便大功告成了。最务实的工作是检查检查再检查，而检查的主要方式是隔着玻璃看，坐着车子转。这是最安全的执行方式，因为只要执行政策不走样，决策失误的责任可以上推中央承担，执行失误的责任可以拿基层是问。如果政策一旦偏离本地区的客观实际，造成了社会矛盾，就是乡镇没有把政策落实好。政策是好的，越到上面的领导越是好的，只是乡镇这些歪嘴巴和尚把好经念歪了；只要处理几个乡镇干部就能把矛盾化解。民心是执政的根本保证，上级是国家权威的体现，乡镇不来负责任谁又会来负责任呢？“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乡镇头顶着计划生育、财政税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招商引资、中心工作等等“一票否决”的悬剑。其中风险最大的“一票否决”是计划生育，压力最重的是财税任务，尽管有着为数众多的农税队伍和国、地税队伍，但他们只管数字，完成任务的责任在乡镇，即使发不出工资借款也要完成；因为“一票否决”的公式是：要么交票子，要么交“帽子”。九十年代末在全中国乡镇流行的最“经典”的县市领导语录是：“采取什么措施我不管，政策不能违背，但任务必须完成，否则追究领导责任”！最难预测的是社会治安和安全事故，一旦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主要领导就得撤职。
他们认为目前乡镇财政成本最低。从各级供养的人员成本对比来看，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养一个乡镇干部平均每年只需要人头经费1万元，养一个县干部平均每年最低需要人头经费3万元，养一个地市级干部平均每年最低需要人头经费6万元，养一个省干部平均每年最低需要人头经费9万元。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根据相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