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
财政分权，强调的是给予地方应有的事权与财权，因为地方政府更接近辖区居民，居民作为选民完全可以利用“用手投票”与“用脚投票”机制来决定，监督地方政府的财政运作。在我们探讨公共品供给数量、公共品融资方式以及中位数选民定理或其他一些财政机制时，其前提条件下之一就是假定社会存在民主的氛围与政府运作上的民主机制。如果没有民主理财的财政机制，重构县乡财政体制也会变为空谈。我们发现，1994年至今，县级财政缺口逐渐变小而乡镇财政缺口却逐年增大，原因之一就在于集权*体制下，上级政府有权决定与下级政府的“游戏规则”，因此一旦出现任何对自己不利的情况，如财政收不抵支，上级政府就会占有下级政府一部分财政资源，并且将一部分支出责任交给下级政府，这种情况下自己的财政缺口缩小了，但下级政府困难却更加严重。重构县乡财政体制，必须建立相应的民主理财机制，让地方政府自己通过民主的方式来决定公共品提供，居民自身也可用民主的方式来惩罚低效率的政府并且利用民主的方式削弱公共品提供中的官僚主义。如果这样的民主理财机制存在，县乡财政存在的困难可望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其他配套改革
基层民主制度建设。中国县乡体制是一种“压力型体制”，这种体制最为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将各种经济发展任务和财税利润指标从市到县再到乡村，甚至每个农户，层层分解下达。而完成这些任务和指标是评价每个组织和个人“政绩”的主要标准，进而与干部荣辱、升迁“挂钩”，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压力，这种压力对动员当地资源，发挥地方政府及各级组织和个人的积极性，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地方政府本身变成了一种追求经济目标和利益的“政府公司”，并因此造就了一批“干预企业家”。基层政权这种只对上不对下的行为，会造成财政过度索取，乡村矛盾激化以及“政权内卷化”现象。“压力型”*体制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加剧财政能力和职能扩张，政府权力与市场秩序、长期发展与短期利益等多种矛盾。民主作为财政短缺的直接产物对缓解当前县乡困难，构建新型财政体制将起到积极作用。
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及人口流动制度。要素流动是资源配置优化的前提和核心作用，没有要素流动也就没有所谓的市场经济建设。在我国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保证计划稳定和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实现“剪刀差”的利润转移，其中“三套马车”中的两项就是土地使用制度和户籍制度。县乡新型财政体制的构建更多基于现代民主理论和西方财政，如果没有市场化的土地使用和人口管理制度，就不能实现“财产税”、“用脚投票”以及“受益原则”等最起码的理论及政策假设。因此，规范、允许土地使用权流转，并且制定全国性的户籍制度是保证县乡财政体制正常运转的充分必要条件。
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经济与社会“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造成了严重的城乡二元分割。我国传统的“企业养老”随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已经瓦解，新的全国性的“社会统筹”养老又尚未建立。但无论什么方案，农民都是“特例”，“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是几千年奉行的准则，现在仍然管用。建立什么样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如何建设是一个需认真研究的问题，不是笔者三言两语可以说明的问题。但完善的农村社保对于分税分级县乡财政意义重大，因为作为面向广大农村的基层政权，如果不处理好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就不可能解决自身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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