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淑芬每天都会看看新闻，她想从报纸或电视上找到北京市有关部门针对“农转工”这一群体的新政策。

上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迅速兴起了城市建设高潮。一些城市郊区的农业用地因此被征用。按照国家有关补偿办法，一批失地农民转业成为产业工人，翟淑芬就是其中的一员。

现在她正忙着照顾生病的爱人，外面的便利店空落着，没人看管。不过也快关门了，因为生意冷淡，加上女儿已经有了几个月的身孕，快要生产了，到时候自己就顾不上这个店了。

前几年，翟淑芬常会找到市劳动局，请求给像自己这样的“农转工人员”与其他工人同等的工资待遇。她说自己现在的待遇只是原正式员工的60%左右。市劳动局工作人员对此的说法是，工资待遇是依据有关政策规定执行的。

在女儿的劝说下，从去年8月份开始，翟淑芬不再找有关部门理论了。

翟淑芬的爱人老杜也是“农转工”，在国企改革中“首当其冲”，6年前花4万块钱买断工龄后赋闲在家。

在北京市政府的网站上，丰台区劳动与社会保障局有关文件称，今年3月份，1472名补缴社会保险的农转工自谋职业人员的退休审批工作已完成，并进入基本信息录入、核对阶段，计划3月中旬进行第一笔养老金的发放。

老杜要拿到自己的养老金还得等7年。这期间，他必须每年缴纳一定数额的社会保险金。“去年缴了3600元。”翟淑芬说，等孙子出世了，祖孙三代得挤在自己这套房子里。家里的另一套房子出租了，每年可以收到1万多块钱的房租。

和她一样，在京石高速路沿线的许多小区里，“农转工”人员的经济支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房租。另一位姓杜的“农转工”人员称，除了出租房屋外，自己现在跑“黑出租车”。

1987年，为了修建京石高速公路，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小井等村的土地被国家征用，这些村的村民也因此成为“农转工”的一部分。当时，初中学历的翟淑芬被安排在了市机械局下属的一个鼓风机厂。

10年后，提前退休的翟淑芬每个月可以领到380元的退休金，“因为是农转工，退休金也只有同工龄工人的60%左右。”

2005年1月10日公布的盖洛普调查结果显示，从1997年至今，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上升了近75%。但与此同时，富裕阶层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也在加大。而北京市统计局对外公布的“北京市社会发展七大领域发展指数的评价分析报告”显示，北京收入高低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已经由2000年的3.1：1扩大到2003年的4.7：1。

按照有关政策，翟淑芬每月有83块钱的医疗保障金。“每年的医药费如果超过了1300元，就可以报销一定的比例。”但她没报销过，因为“自己看病不敢花那么多的钱”。

女儿是大专毕业，目前没有工作。翟淑芬说自己不担心孩子，因为现在是“竞争的社会”，“只能靠他们自己。”她常教导女儿要学会“笑对生活”。

翟淑芬对熊德明很熟悉，她感叹自己没有面见总理的机会。在接受采访时，她担心报道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压力，要求不能署真名，否则可能会像熊德明那样身不由己。

今年两会上，和谐社会的提法让翟淑芬对未来充满希冀。这意味着改革初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开始倾向于建设普遍富裕的社会，翟淑芬期待着她的生活也能变得更好一点。 (文中翟淑芬为化名)

向往和谐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以来，就有一个问题让所有思想者皓首穷经：什么样的生活值得去过？什么样的社会值得去追求？

无数的人给出了无数的答案，纵观这些人类宏伟的理想，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在理想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应该和睦相处，无论在社会分工还是对资源的占有上有多大的差异，每个人都应该享有作为人的尊严。

伟大的理想可以指引社会走向完美，并对出现的偏差予以矫正。这样的目标不是个人能够达到的，它必须且只能由国家来完成。中国政府将营造和谐社会作为未来努力的方向，这是值得赞许的。

与法治社会不同，和谐社会难以用定量的标准来衡量，它更多是建立在传统、文化、道德的基础上，与在以法治国的基础上提出以德治国一样，和谐社会也是一个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蓝图。

理想天然带有改造现实的冲动，理想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现实世界不够完美。当中国宣称要创建和谐社会的同时，没有人可以否认当下的中国存在着太多不和谐的因素。在中国的东部和西部、城市与乡村、发展与生态之间横亘着一堵短时间难以跨越的“柏林墙”，这是中国在前进道路上摸索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代价：

从1949年建国至改革开放前，醉心于“站起来”梦想的中国人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利用价格剪刀差，牺牲农业发展重工业。那个年代人们可能常常感到生活的不富足，但极少感到尊严受到挑战；

改革开放后，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强大了中国，也产生了了贫富差距的现实。贫富分化是老百姓不愿意看到的，但是飞速的发展掩盖了一切瑕疵。不可否认今天的穷人要比30年前的穷人生活富足，可是当最穷的中国人都不需要再为温饱挣扎的时候，财富分布的高度不均衡就将凸显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

中国在近20几年来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大力吸引外来投资，将发达国家希望转移的制造企业请进门来，代价则是环境的破坏和对未来发展能力的透支；

从封闭走向开放，必然会遇到“改革的盲区”，在法律体系和新的社会伦理跟不上的情况下，公共权力不可避免地被滥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地方政府以经济增长为纲，贪图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农民的土地被剥夺。有统计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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