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投资的机制风险作出评估和判断。
（4）给企业境外投资一些权力、便利
比如，现在政策要求境外投资企业调回利润结汇，但企业利润对于发展和竞争都很重要，调回了，在面临市场机遇的时候可能丧失，可以允许其保留。对企业开设外币帐户，也应该允许，甚至指导企业在哪些具有信誉的银行开设，而不是限制。另外，在购汇和在境外的资金筹集手段和方法上给予一些支持。国内金融服务体系应该从重点服务对外贸易转向兼顾对外投资的扩张与发展。 （5）防止境外投资的过度竞争
对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同一种产品（比如彩电、空调等），审批和核准部门要控制企业数量，最多两家就可以了，第三家不应该再批准，以防止重复投资，损害自己的利益。
目前阶段，境外投资规模（用汇，不包括其他）50－60亿美元比较合适
中国是否进入大规模境外投资乃至参与国际兼并竞争的阶段？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判断涉及到外汇资源的供给和平衡问题，也涉及外汇体制的设计。
一种看法认为说不清楚，企业走出去早期确实没有优势，但现在有些品牌，或者有一些技术被承认。小打小闹，对国家整个经济形象不起决定性作用。日本、美国走出去的企业都是有实力和标志的企业，但中国现在做不到。但考虑我国国际收支因素，每年100亿美元的境外投资规模应该没有问题。有专家甚至认为，十五期间，每年境外投资150－250亿美元没有问题（包括非审批企业）。
从企业来说，如果没有控制，可能存在大规模用汇境外投资的可能。相当些公司试图在国际上进行并购或收购，或进行战略投资。如果让这些企业报计划，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投资规模。 也有人认为，境外投资的项目规模小以及投资的效益来看，中国还没有进入大规模境外投资阶段，单个企业也许可以，但整体没有。中国仍然是国际投资小国，大规模境外投资的技术条件也不具备。但是，中国过剩的市场和供给、生产能力，需要开拓国际市场，需要输出资本进行国际市场扩张，自己不出击、不占领国际市场，就没有位置，国际分工，自己要主动去拿市场。
从国内情况看，1994年以来，我国银行存款开始大于贷款，银行出现资金过剩。2001年，银行存款大于贷款32000亿元，外汇存款大于贷款500多亿美元。资金过剩和国内生产能力过剩以及市场饱和已经很突出，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扩大海外市场或增加海外投资。
从国际收支平衡表来看，2000年以来，我国每年资本和金融项目下流出资本的规模900多亿美元，将来是否可能出现净流出，值得关注。如果企业真到了输出资本阶段，对资本管制如何放松就需要认真研究了。
但是，资本输出与直接投资概念差别很大。每年允许100－150亿美元的境外投资可能并没有什么压力，但是，因此产生的债务和其他问题涉及的金额就大了。韩国大企业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前的境外扩张欲很强，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突然债务缠身，我们也应该防止。因此，即使可以投资到100－150亿美元，但还是要谨慎，特别是对国有企业，大企业的境外投资，更要谨慎，往往出严重问题的就是这些企业。因此，规模控制特别是大企业的控制很重要、不能少，更不能给予过多的授权。从这个意义来说，目前阶段，我们应该控制在50－60亿美元以内（指用汇）。
走出去与走回来的战略要结合好，否则，问题较多
现在一方面强调走出去，但也有很多有实力的国内企业从境外走回来，其规模甚至远远超过走出去的规模。这主要表现为一是境外上市企业回到国内上市筹集资金，这很容易导致中国股市价格的进一步下跌或长期平淡；二是一些出去的上市企业，尽力把资产划拨或注入到境外上市公司，这些公司再在境内以发行债券、银行贷款等方式对价偿还，这样做，企业认为是在打国际品牌，实际上是打上市公司的品牌，但这些企业品牌的市场和企业仍然在中国国内，并没有走出去，但是，资产的控制权已经到了境外。而债务关系却留给国内，对未来的银行和企业债务关系都是很不利的影响。三是一些老的境外企业或是上市公司，资金大量闲置，在境外没有什么用途，于是杀回国内，进行资本或企业资产重新组合，在国内市场掀起更大的竞争。
这些往回走的企业，无论是市场的重点还是资本运作的重点都在国内，并没有继续向国际扩张，目的和跨国公司雷同，在国内市场重新洗牌。对这类企业，无论是继续批准其向境外投资、注入资产还是在国内筹集资金，都需要慎重，不要被大公司的要求牵着鼻子走，要有一个发展战略和规划。否则，走出去成为资产控制权变换的制度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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