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款额急剧下降,链条的最后一环终于断裂,拖欠的加工费无法按时兑付,加工厂家的债权人首先上门讨债;由于同样的原因,巨人大厦仍是空中楼阁,过了时限交不起楼,买了楼花的业主要楼没有,也追债上门;银行贷款到期未还,自然要封帐号。巨人集团就这样陷入了重重债务危机之中,终至破产倒闭。经济规律全然不管你的身份地位,不顾你的昔日辉煌,一点面子也不给。这就像股市,升得太高,缺乏业绩支撑,好景不会常驻,必然会回落,牛市太高之后,必然会转熊。高明的股票投资人决不会盲目追涨,去
显示其“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英雄气慨,而是采取激流勇退的策略,先人一步将手中的股票悉数抛出,让盲目跟进、想在最高点出货的人去品尝被套牢的苦涩滋味。
在改革开放的早期,中国大地到处传诵着一些白手发家的神奇故事,与今天民营企业四面楚歌的情形恰成鲜明的对比:某某某用借来的几百元或几千元启动资金,在短短的几年内竟奇迹般地一跃而成为身价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大富豪。这正是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所带来的历史机遇的真实写照,是天赐良机使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轻松过关斩将,迅速积累起连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庞大财富,登上了成功宝鼎。但是,我们的民营企业家们不懂得这一点,他们把历史性的机遇当作了无边无际的商机,他们欣喜若狂,被早期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以为天下真有不散的免费午餐,真有不落的太阳,不醒的梦,因此,他们不仅没有在如日中天时调整发展战略,收缩战线,为接下来的夕阳西下作未雨绸缪式的准备,往往反而要更上一层楼,再越一座山,去领略悬崖绝壁险峰上的无限风光,往往到了夕阳西下之时还沉浸在昨夜的温柔梦乡里不肯醒来,继续他们那改革开放早期、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思维定势和操作惯性,其不信邪的勇气可嘉,但与经济规律硬碰,摔坏的必定是自己。对大变革时代的历史性没有清醒的认识,把历史性机遇永恒化,由此导致的发展战略的失误,这才是中国民营企业纷纷衰落的根本原因。
我们所经历的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与历史上任何大变革时代一样,这是一个需要英雄也是造就英雄的时代。在大变动时代,草莽也成英雄。*体制大变革时代造就的是将军统帅、革命家和*领袖,经济体制大变革时代造就的则是暴发户、大富豪、企业家和改革家。由于我们不知道是这一经济大变革的时代释放出了如此巨大的超额利润,因而常常在企业家个人身上为探寻他们发家的秘密而乐此不疲,新闻媒介推波助澜,社会公众趋之若鹜。于是,在企业家身上,一切都被神秘化了,一切都被颠倒过来了:粗鲁不叫粗鲁,叫男子汉气慨;骂人不叫骂人,叫企业家风度;草率不叫草率,叫有魄力;随便作出一个决定便是果断;连无知无识没有多少文化也成了吹嘘和包装的资本,连沙哑的嗓音也成了妙不可言的音乐……廉价的恭维和肉麻的吹捧劈头盖脑地向我们的企业家砸来,企业家们早已被吹得头晕目眩,昏昏欲仙,飘飘然,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于是,一个个真把自己定位成了伟大的天才,效仿毛泽东,过起了领袖瘾。本来我们的民营企业家并不是精英堆里脱颖而出的顶尖人物,他们大多是由于自身当时所处的客观条件,连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发了财,捷足先登地占领了商业竞争制高点。他们并不一定具有超凡胆魄和远
见卓识,并不一定是经商天才,像牟其中那样从大牢里出来,毋须什么勇气和魄力打破铁饭碗就很自然地下了海,成为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先行者。但当他们成功之后一经媒体大腕们的联合包装便不得了,说什么下海之初就是为了做中国经济改革的试验田,什么勇气魄力、远见卓识,样样齐备,真是脱胎换了骨,仿佛浑身上下每个毛孔都有伟大的因子在里面。经这么一吹,有的民营企业家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以为自己真有什么通天本事可以扭转经济规律,于是从战略战术上都麻痹了接踵而至的经济困境,像红顶商人胡雪岩那种终身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态度,他们似乎一刻也不曾有过。其实,人与人之间天生并没有太大差别,成功与失败之间、发财与贫困之间,仅一纸之隔,一步之差,即便是伟大的天才,生下来的第一声呐喊也绝不是一首诗。所以一旦历史性机遇成为历史,大潮落幕,民营企业家们应声而下,简直就是必然的了。而这其中,社会舆论和一些新闻记者的捧杀,其功也不可抹。
规律的力量是无穷的,与经济规律相对抗,结局是很悲惨的。即使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不乏这样血痛的教训。
董建华的名字如雷贯耳是在他当了“特首”之后,在此之前,孤陋寡闻的年轻人不会知道董建华是何许人,而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则更是鲜为人知了。提起船王,我们立即就会想到包玉刚,绝不会与董浩云或董建华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怎能想到,董浩云曾经是比包玉刚出道更早、名气更大的世界级华人船王。对一条经济规律的不同判断和应对策略,使两人的船王地位发生了戏剧性的大变化。八十年代初期,世界航运业盛极而衰,世界级船王董浩云没有看清这一形势,他被繁荣的假象所迷惑,逆流而上,增加投资,大肆扩张船队,正是在这时,他还向日本订造了世界上第一大的超级油轮,一心要巩固他的世界船王地位。而包玉刚则早在七十年代便决定激流勇退,上岸分散经营了,终于于一九八о年和一九八五年两次由女婿吴光正成功收购老牌英资“九龙仓”和英资“四大行”之一的“会德丰”,以创造世界经济史上商战经典的方式,完成了战略性转移。
结果果然好景不长,八十年代开始,全球航运业出现了全行业的不景气,董氏家族陷入了几乎是全军覆没的困境,当此之时,董建华临危赴任,他卧薪尝胆,历经长达八年的大手笔债务重组,得到汇丰银行38亿港元贷款和霍英东11亿港币的援助,才使董氏集团起死回生,董建华也因此在香港商界名声大振。但是,经此挫折,董氏家族已元气大伤,董浩云与包玉刚的船王地位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包玉刚连年位居香港十大富豪之列,按其家族的市值计算,一九九四年名列香港十大富豪第六名,总值为154亿港币,一九九五年名列第七位,总值132亿港币。其旗下的香港上市公司“会德丰”、“九龙仓”等,总市值近千亿港币,若再加上其他方面的财富,家产更是惊人。而董建华的身家“东方海外”的总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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