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是隶属于上一级检察机关的，黑龙江省林区检察分院隶属于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在分院领导的任免上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应享有提名权，但现今的情况确与之相反，这种干部管理体制与《检察官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是相违背的。

（二）缺乏人大监督。

1、在我国，法律监督的最高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则是受命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两者实施的法律监督，存在着纵向的隶属关系。

2、国家权力机关不仅享有立法权和监督宪法、法律实施的权力，而且享有组织、产生检察机关的权力。

3、黑龙江国有林区仅在黑龙江省森林工业总局这一省级单位与省委、省政府存在隶属关系，并同时隶属于国家林业局。

（三）林区基层院设置不合理。

原松花江林区检察分院的苇河林区院、亚布力林区院同设在尚志市行政区域内，加上尚志市院，一个县境内有三个检察院；原牡丹江林区检察分院的柴河林区院、海林林区院、大海林林区院同设在海林市境内，一个县的行政区域内有四个检察院。这种不合理的设置，不仅仅浪费人力、物力，在案件的管辖也易造成混乱。

（四）林区检察干警没有纳入国家公务员序列，没有享受“从优待检”和《检察法》赋予的待遇，人员编制不足。

林区检察干警是企业编制，没有纳入到国家公务员序列，靠企业吃饭，工资没有保障。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以来，行政编制的检察机关已经增编6次，林区院只增编1次，且数量很少，目前，基层林区院编制平均20人，难以全面、正常地开展各项检察工作。在林区检察机关内科室合署办公，一人兼数职的现象非常普遍，影响了检察职能的正常发挥。

（五）经费没有保障。

黑龙江省林区检察机关存在四种体制，多数检察院是企业院，在编制上是企业编，经费由企业营业外收入解决，检察经费受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和制约。多年来，我省森工企业一直处于资源危机、经济危困的“两危”状态，特别是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采伐量逐年减少，企业的营业外收入减少，企业的银根紧缩，预算每年节约百分之十，使本来靠企业吃饭，端企业饭碗的检察机关经费更加紧张，缺口越来越大，这种龙江型的检察管理体制造成检察经费十分困难，由于检察经费严重不足，“从优待检”难以实现，装备和基础设施经费难以落实，尤其是交通工具、通讯、办公设施和侦查装备均显严重不足或陈旧不堪，特别是对惩治贪污贿赂、侵权渎职等智能型职务犯罪明显不相适应，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检察权的行使和检察干警的积极性，导致检察机关对企业的依附性强，工作局限大，既有悖于法律原则，又不符合实际需要。

三、在林区设置检察机关是十分必要的

（一）在林区设置检察机关的必要性，是由国有林区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决定的。

林区检察机关自组建以来，在保护国有森林资源和国家利益，保障、促进林区的社会攻治稳定及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建立了不朽功勋，其工作成绩充分说明了其继续存在下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当前，在国有林区各类刑事案件仍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各类林木案件有增无减的严峻形势面前，国有林区检察机构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二）林区检察体制应当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并自成体系。

建立相对独立的、统一的林区检察体制，是由林区区域分布的特点所决定的。以黑龙江为例，其国有林区具有地域广阔、地理位置偏僻及跨行政区域分布且有着自己相对独立区域的特点。这种林区地域的广阔性、森林资源的国家性和森林生态效益的国际性的特点，决定着只有建立相对独立的、统一的检察体制，才能使国有林区检察工作更具有针对性、有效性。

（三）林业定性定位的重大调整，决定了国有林区司法保障体系必须以国家为主体。

党的十六大将生态建设确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在可持续发展中赋予林业以重要地位，在生态建设中赋予林业以首要地位。生态建设是国家公共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林业主要体现着社会公益事业的性质，决定国有森林资源的保护更具全局性、重要性与紧迫性，因此必须加强与完善以国家为主体的司法保障体系。建立一套以国家为主体的支撑体系是我国林业调整定性定位、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客观需要。

森林资源多处于边远山区，林业经济生产与生态生产必须以此为中心进行布局，决定了在林业生产布局中建立各种生活、社会保障设施的必要性与必然性。林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是与一定的不可移动的空间（林区）紧密联系的。林区是伴随着森林资源的开发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以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为纽带形成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区域。所以，不能把林业看成单纯的企业，而是要按照林业再生产过程中生态、经济与社会关系结构的特殊性，综合运用法律的、经济的、行政的手段来组织、管理和发展林业，抓紧建立一套以国家为主体的公共财政支持、行政管理和执法监管体系，从根本上解决林业发展的动力机制、责任规范等根本问题，确保林业沿着法制化的轨道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四）林业建设的新形势与新任务，使得国有林区司法机关的作用更加突出。

从黑龙江省国有林区来看，“天保”工程的实施，给国有林区*、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旧格局带来巨大冲击，导致新旧交替、利弊同生，社会整合能力减弱，犯罪的致罪因素增多且作用力不断扩张：

1、新旧矛盾交织、职能内涵发生变化，森林资源管理行为短期内无法规范。

2、体现森林分类经营要求的财务管理体制尚未完全建立，“天保”资金的“内控”能力弱化。

3、行政权力仍将较多地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职务犯罪的诱因大量存在。

4、经营转向、体制转轨的复杂性、渐进性，使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的建立与有效运行极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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