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工业化发展尽管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但由于走了一条“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城市化发展相对滞后。这一战略失当，使得农村工业化对解决“三农”问题的作用和影响受到一定限制。

（三）“三农”问题的资源与技术因素

从资源利用的技术层面上分析，中国农业的特点一向是土地生产率高，劳动生产率低。长期发展的结果是，土地“边际报酬递减”频频出现，打破生产徘徊局面仍要靠现代农业投入品，而这又进一步导致边际报酬递减情况的不断加剧。边际报酬递减现象使农民家庭的生产费用增长快于生产增长，从而成为农民家庭直接的减收因素。在此条件下，如果不进行生产结构的调整，以高价值农产品生产代替低价值农产品生产，农业再生产循环会难以为继。我国粮食生产主产区的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是与生产成本上升、物耗提高有直接关系的。大量使用现代农业投入品的另一个结果是，在农业生产中出现了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增加。有专家推测，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由于农业内部物耗率的提高，约可减少9000万以上劳动力的使用；若按照1988年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农业内部劳动力的剩余程度相应上升到60％，即剩余总量高达2亿人。

从长远来看，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业中的资本有机构成将会逐步提高，劳动密集程度将减轻；同时，考虑到人口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和城市化对土地的需求，中国保持较高水平的土地生产率也将是一个长期趋势。因此，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由此而来的农户减收与农业内部劳动剩余率上升的现象也会在长期内继续下去。

（四）“三农”问题的经济流程因素

从国民经济流程上认识，对农业、农村经济带来重大影响的因素之一是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尽管中国城镇居民占全体人口的比重刚刚超过37％，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存在城乡分割的局面，城乡人口收入差距巨大，目前大约为3:1。所以，事实上仅占37％的城镇人口，在全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却占到了64％，而且还在提高。这就决定了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对整个国民经济流程势必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现实的情况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出现升级转变，恩格尔系数从80年代的55％下降至1994年的50％以下，2000年又降到40％以下，2001年进一步下降到37．9％。这个变化对农业、农村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影响是显见的。首先，城镇居民对食品消费的支出增长缓慢，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居民的食品支出只占15％-20％，与之相比，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仍有下降空间。这就意味着，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收入没有大幅度增长的前景。此外，现阶段我国农产品供过于求和加入世贸组织后农产品进口的增加，也会对我国农业生产产生抑制。其次，受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缓慢的制约，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增长滞缓，因此，农村潜在的国内需求市场得不到释放。这样，在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城乡经济的系统均衡难以形成。再次，由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引发工业结构“由轻转重”的变化，农村非农产业也出现相似的变化。而这一过程都刚刚开始，必将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加重。这也是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出现停滞、农民非农产业收入增长停滞的重要原因。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增加的较大比例来自外出打工收入而不是乡镇企业的就业收入，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化解“三农”问题的路径

破除二元体制、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实施城市化发展战略、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业投入、改革财税体制等，这些无疑都是现阶段化解“三农”问题的不同办法。但是，若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不同的措施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加以固化，才是最最关键的。目前，政府应以提高农民收入为核心，为农民做好“松绑”、减负、扶持三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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