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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任何理论创新都不可能同原有理论割断联系、无根无源，或对原有理论全盘否定、推倒重来，而是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对原有理论作出批判性的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向来承认，它是从历史发展过来的，有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三大来源。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同属于一个科学体系，都有共同的世界观、共同的立场、方法和共同的理论品格，这就决定了它们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和创新的大道上，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5月《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谈话中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来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马克思能预料到在一个落后的俄国会实现十月革命吗？列宁能预料到中国会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胜利吗？”“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尖锐地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又提出了突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突出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鉴定了基础。

继承前人又突破成规，不丢老祖宗又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有科学根据的新话，这是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极为可贵的理论风格。

我们说邓小平理论的新境界、新阶段，根本的标志是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些基本问题过去也提出和回答过，但是不系统，有些回答还不正确，现在系统地正确回答了。

马克思主义就其本质来说，是革命的、批判的，这种批判当然也包括自我批判。正是借助于批判与自我批判，使马克思主义在原有理论基础上不断得到发展和创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没有离开人类文明大道，善于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加以比较借鉴，不断批判地吸收世界一切有益的、优秀的成果，充实和发展自己；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实行自我批判，对自己原有理论中不科学的部分加以纠正，陈旧的部分加以更新，促进了自我完善和自我创新。邓小平同志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方面没有丢掉“老祖宗”，另一方面又讲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体现了新境界、新水平、新判断、新体系，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原有理论的扬弃，真正做到了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

第三，正确把握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关系。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歧途，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以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为条件，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会丧失活力，就不能很好地坚持下去；最广大人民改造世界、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就不能对人民群众产生感召力、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理论创新离不开实践，要注重同实践中发现理论创新的生长点；理论创新要注重把实践经验上升为新的理论，指导实践创新，并经受实践创新的检验。创新系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统一。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密切相连的两个方面。从理论创新看，理论创新的基础和推动力是社会实践，理论创新如果离开了实践就难以成功，也毫无意义。这是因为，首先，理论创新要来自实践。理论创新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以实际问题为中心，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总结经验，从而不断推动理论发展，而不是用现有的原理去图解实践，企图从本本中寻求答案。其次，理论创新要紧跟实践发展。相对于活生生的社会实践来说，理论总是有自身局限、滞后的一面。人们只有时刻关注变化着的实践呈现出来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对实践活动进行及时的归纳和概括，才能在发现新情况、新问题，对实践活动进行及时的归纳和概括，才能在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总结新经验，揭示新规律。再次，理论创新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成果只有回到社会实践中，才能检验其真理性。当理论创新成果的某些方面与实践不相符时，应该对其进行补充、修改乃至摒弃，使理论创新更加符合实际、符合真理。[⑧]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党开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在1927年8月到1929年间，党领导的城市和农村的大小起义近百次，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受传统的“城市中心论”的影响，那时的起义，无论是在城市发动的，还是在农村举行的，大都是以攻占城市为目标的。毛泽东在1927年领导的秋收起义开始时也以攻取长沙为目标，结果失败了。由于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有从事农民运动的经验和八七会议后就有“上山”的考虑，他从实际出发，果断地作出了向敌人统治力量较弱的井冈山地区进军的重大战略决策。

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之中，*党领导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怎么才能巩固和发展？这不仅是个尖锐的实践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理论问题。毛泽东带领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创建了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同时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虚心向群众请教，善于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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