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耗光了家底。人事制度改革进展十分缓慢，医疗机构普遍存在畏难情绪，求稳怕乱，推进力度不大；
六是卫生系统干部职工思想解放不够，卫生行政部门职能转变不够到位，还没有真正从“办卫生”转变到“管卫生”上来；一些医疗卫生单位的行业作风有待改进，人民群众对医疗质量和服务态度还不十分满意。
大家现在都在谈弱势群体，如果说部门当中弱势的话，我觉得卫生部就是个弱势的部门。
二、从科学统筹发展观出发反思医疗卫生事业的巨大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卫生事业发展的经济环境、体制环境、社会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卫生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但是，当前卫生改革与发展相对滞后，出现了几大极不适应的“症状”：卫生医疗服务现状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不相适应；疾病流行模式日趋复杂，现行卫生服务体系与疾病预防控制要求不相适应；现行卫生管理体制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
国际上通常用两个指标来反映和比较一个国家国民的健康状况。一是平均期望寿命，一是婴儿死亡率。谈到这两项指标，我们往往会很自豪地指出，我国的平均寿命己从解放前的35岁上升到2001年的71.8岁，高于世界平均寿命（65岁）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寿命（69岁）。同时，我国的婴儿死亡率也从解放前的20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32‰，而世界的平均水平是44‰，中等收入的国家是30‰。不错，从这两个国际通用的指标来看，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总体上的确已经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前列。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此辉煌的成就主要是在八十年代以前取得的。人均寿命的增长基本上是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完成的。八十年代以后，增长似乎失去了动力。
农村卫生事业在1980－2000年间的进步并不突出。就人均寿命而言，在此期间，低收入国家平均增加了三岁，中等收入国家五岁，高收入国家四岁，世界平均四岁，而我国不过两岁。婴儿死亡率方面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在此期间，低收入国家下降了29‰，中等收入国家23‰，世界平均也是23‰，我国不过是11‰。
进入九十年代下半叶，我国健康领域的不祥之兆似乎越来越多。本来，我国在传染病和地方病的防治方面曾取得过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最近的一些趋向十分令人不安。我国法定报道传染病的发病率50年代是，每10万人3200，到1990年已下降到每10万人292，此后，进展开始放缓；1995年以后甚至有回升的迹像。结核病便是一个例子。在建国的头三十年，虽然资源比较匮乏，结核病的发病率下降了60－70%；后二十年，尽管资金更加充裕，治疗手段更加成熟，发病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上升的趋势。据估计，中国大约有四亿人受过结核病感染，其中将近10%的人会发病。目前，全国约有500万肺结核患者，居世界第二，占全球结核病患者总数的四分之一，而且其中相当多的人已具有抗药性。病毒性肝炎的情况更是不容乐观，其发病率高于结核病，并一直居高不下。现在，中国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的数量高居世界第一。很明显，这样的世界第一、第二绝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我县目前结核病流行也相当严峻，根据流行病调查结果显示，结核病的患病率为十万分之450。感染率为30％，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
此外，本来已被彻底消灭的各种性病（如淋病、梅毒）又死灰复燃，并在各地泛滥成灾。由外国传入的艾滋病迅速蔓延，每年感染人数以30%的速度上升。根据最新官方数据，我国艾滋病感染者已达100万人。既使我们接受这个保守的估计，如果感染人数增长的势头不减，到2010年，总感染人数可高达1000万至2000万，会再创一个不光彩的世界第一。与那种灾难性后果比起来，目前让人谈虎色变的区区几千例非典型肺炎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
其它公共卫生问题，如职业病严重、精神病发病率上升、*率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食品卫生和环境卫生恶化等等，也都不同程度存在。
改革开放以前，尽管中国经济的底子很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很低，但在公共卫生领域，中国曾经被看作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刚解放时，中国人民的健康指标属于世界上最低水平的国别组。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已成为拥有最全面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医疗保健。这使得人均寿命从旧中国的不到40岁提高至七十年代末的近70岁，婴儿死亡率从195‰降到41‰。直到八十年代，每逢国际组织对各国进行排序，按人均gdp 中国的排名虽然不高，但按健康水平，排名则高得多，赢得广泛的赞誉。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创造了连续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此同时，人均卫生费用大幅上升。在这个背景下，公共卫生事业本应得到更快的发展，但结果却令人失望。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对全球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进行了排序，中国被排在144位。为什么经济底子厚了、科技水平提高了、花钱多了，但公共卫生的状况却恶化了？对这个问题，我们早就该反思了。非典的危机警示我们：再不反思，更大的灾难随时可能发生。
中国的公共卫生形势之所以恶化，卫生部门当然要负一定责任，但更主要的原因恐怕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
1、对经济和市场的迷信
对经济增长的迷信。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本来，这里"发展"二字的含意是经济社会全面的进步，绝不仅仅是指经济增长。但在实际工作中，各级政府往往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更进一步，"经济增长是硬道理"又往往被理解成，为了追求经济尽快增长，其它一切都要让步，都可以被牺牲，包括生态环境、就业、职工权益、公共卫生。当一些人说希望"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时，他们往往假设只要经济持续增长、饼越做越大，其它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尽管政府从未公开说过公共卫生不重要，但其财政资源的分配清楚告诉我们，公共卫生不是它关心的重点。
所谓"政府卫生支出"包括两大块，一块是"卫生事业费"，一块是"卫生基建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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