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小，但企业众多，竞争激烈。资本积累的最初阶段，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企业主出牌是没有牌理可言的。时逢中国刚刚走出短缺经济时期，国内市场需求旺盛，相应的法制环境还有待完善，这就给制假造假者们留下了一块生存的土壤。 “焚鞋”事件如果不是发生在温州，换在另一个地方，这个行业很可能就此在当地销声匿迹。而温州有着出色的制鞋业基础，产业链完整，皮革、鞋帮、鞋跟、鞋扣等材料一应俱全，加上武林门事件后，制鞋原料价格骤跌，而且一般都可以批量赊货，这就为心有不甘但缺少资金的王振滔们提供了一个极其难得的创业机会。 今天温州制鞋业的“大佬”们，与这个行业都有很深的渊源。不能说他们除了制鞋别无所长，但是在当时的市场条件下，依照温州商人做熟不做生的特性，继续制鞋不失为是一个实际的选择。 当时让温州鞋佬们深感困扰的是，继续制鞋，打什么牌子呢？温州品牌已经臭大街了，拿到全国各地，商店避之唯恐不及。更有甚者，不少地方的店铺还打出安民告示：本店不售温州鞋。但是没有自己的牌子，就只能为大企业做贴牌，永远隐身在别人背后，赚取产业链中少得可怜的那部分利润。王振滔看到，一直不打温州品牌，温州制鞋业不仅永远做不大，公司也永无出头之日。 1999年的第二把火 1999年12月15日，王振滔终于出口恶气。这一天，他把从全国各地“搜罗”来的2000多双仿制奥康皮鞋运到杭州，在杭城近郊的一块空地上，将这堆冒牌货付之一炬。为了这一天，他等了12年。 自己的品牌开始被其他企业仿冒，这事儿实在让王振滔又是欢喜又是忧。温州的品牌终于在市场上创出了一片天地，却又发现自己陷入了造假制假的汪洋大海。王振滔为温州鞋业雪耻之日，也正是鞋业深陷假货困扰之时。对方躲在暗处施展《天龙八部》中慕容复的武功绝学：以彼之道，还彼之身，让温州鞋佬们防不胜防。 王振滔说，公司现在专门成立了打假办，每年用于打假的资金超过100万。“我还要特别说一句，武林门广场那把火，温州人没有忘记。温州人在时时警醒自己。” 十多年来，温州因造假失信于市场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代价直至今日仍在偿还。尽管今天温州制鞋业已走出国门，形成以康奈、奥康、红蜻蜓、东艺、吉尔达、多尔康等企业为龙头的中国最早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制造行业，温州鞋佬的专卖店遍布几大洲，可是在国内高档商厦的顶级皮鞋品牌中，却难觅温州鞋的身影。温州品牌真正做到脱胎换骨，或许要花费一代人的努力。 最有面子的协会会长 从制假到打假，在利益的驱动下，以经济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温州制鞋业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中，学会了自己的生存之道。1992年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成立，协会是一个以制鞋、制革行业为主，结合皮件、箱包、皮革机械、皮革化工、鞋机、鞋楦、鞋料、鞋饰、鞋样设计、专业市场等地区性行业中介组织。以跨行业、跨所有制的民营经济为主体，现有企业4500多家，从业人员42万。 温州行业协会的特殊之处，是它不同于我们常见的依附于某个行业主管部门下面的“二政府”，从会长到理事基本都是经过行业中所有成员通过正规选举渠道选出来的，是真正全心全意服务于本行业的业内领袖。他不仅要负责处理行业内各种矛盾纠纷，协调行业与政府、国外同行的关系，还可以根据企业的建议制订行规和部分行业标准。在温州，做行业协会的会长是件很有面子的事。 这是温州民营经济做强做大之后，自我保护和发展的需要直接催生的一个行业协会。这种需求是内在、本能和自发的，其本质是要形成一个“行业的代言人”，代表行业的整体利益，协调行业内各种经济社会关系。协会订立的自律协议，保证大家都不制造假货。谁制造假货，损害了温州产品的声誉，大家联合起来抵制他。温州鞋佬们已经意识到，维护好温州品牌的形象，就是维护好温州制鞋行业的利益，行业的利益，就是每个人的利益，大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3·１5”：去伪存真的成本核算 政府除了打击制假造假，直接增加这类选择的成本外，还要节约人们创业和创新的成本，鼓励真的生产，也就增加制假造假的机会成本，对假的生产才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撰稿／高小勇 像年年的春运一样，年年的“3·１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大概都是我们还要反复经过的日子。 这些大抵都是中国发展的烦恼。春运，是市场主要通过火车在大规模配置民工这种生产要素，经年不息地在熨平着各地发展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讲，随着差异的缩小，民工奔波将不再这样汹涌，呼吁加强铁路投资可能都是部门短见，中国的市场会像美国那样更多地依赖公路运输而不是铁路运输)；而年年的“3·１5”呢？年年对制假造假的打击，对消费者华而不实的仪式性保护呢？我以为这个节日的寿命会比春运长久，因为这类烦恼比春运来得更深刻、更复杂，也更顽固许多。 真假生产的选择 每年的“3·１5”，是政府为保护消费者所确定的节日。在这一天，将一些涉案者揭露示众，震慑制假造假者，举办一个“保护”仪式。不过仪式本身表明，有不少的人选择这种假的生产。如果人少，容易甄别，就直接稳准狠惩治就行了，年年搞这样的“节日”仪式成本就太高，各地政府出击，电视主持人表演愤怒和欣喜都是代价。只有在从事这类活动的人相对多，甄别费用大，采用“节日”来震慑才经济。 事情的道理跟“严打”相似。记得是前两年，西南财大的法学院院长跟我聊经济学，用他们那个行当的故事。说每年的“严打”是相对经济的。他说，中国人多，市场经济使人的流动性很大，仔细甄别犯罪的成本之高，我国财力根本支付不起，通过“严打”来震慑犯罪，是比较经济的。 制假造假需要年年固定个“节日”来震慑，是不可以将它看成为个别人或一部分人的怪癖，或有一部分人特别坏的。他们也是理性的人，也和我们一样，是在约束下最大化自己利益的理性人。问题只是什么样的约束条件使他们通过制假造假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做出反市场伦理的选择呢？市场经济的伦理是互利的，单方获利单方受损的市场是不会长久存在的，损人利己的市场也不会长久存在的。 我猜，制假造假可能是市场发育过程中企业家和企业家知识稀缺所致，可能是市场成长的代价；假设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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