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特征的经济刺激方案，虽然可以短期内形成强大的投资需求，但这种需求因素的可持续性归根结底有赖于消费需求的启动。居民收入增长是消费需求的第一驱动因素，其基础是就业的稳定和扩大。

此次危机所冲击的主要对象，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非正规就业群体。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呈现出非正规化的趋势，据研究有30%到40%的城镇本地劳动者采取灵活就业的方式，数量大约有1亿多人。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灵活就业比例更高，其比例占农民工总量的近2/3，即约9000余万人。然而，由于这一部分人很难在现行就业统计体系中得到反映，不仅他们失去就业岗位的严重程度容易被低估，他们被社会保险和就业扶助措施所覆盖的程度也很低。农民工就业地与户籍地的分离，增加了积极就业政策落实的难度。较大的区域流动性，是农民工群体的突出特点，也导致他们在遭遇经济危机冲击时处于更不利的境地。目前，不仅雇主几乎不对他们的失业承担责任，一些农民工工作地的地方政府，也没有把外地农民工纳入积极就业政策的扶助目标群体。特别是一些人在家乡已经没有承包地，或者从未有过务农的经验，面临更大的就业困难和生活困难。因此，各级政府需要协调和统筹安排农民工的再就业问题。

大学毕业生等新成长劳动者群体，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就业困难。在经济增长减速，就业机会减少的情况下，即使一些企业有意愿不解雇现有员工，也会大幅度减少对新人的雇用。往年需要解决的就业人群中，各类毕业生大约占一半，2009年大学毕业生规模空前，他们在经济危机中将面临严峻的就业困难，各种扶助就业和创业的措施应该更加瞄准这一群体。

失业率是由相对稳定的自然失业率和随宏观经济变化的周期性失业率组成的。针对失业的两个组成部分实行双管齐下的政策，能够有效地治理失业。

直接针对周期性失业的治理措施，主要是在完成保增长任务的过程中，把投资最大限度地引导到就业拉动效果大的部门。中小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但以财政支出为主的中央投资不可能直接投向中小企业。作为中央投资的延伸，地方的配套投资和民间投资，完全可能向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或企业延伸。要解决最终需求的问题，不能仅仅靠政府投资，民间投资才是增长的持续动力。要鼓励引进民间投资，可以从解除相关限制着手。现在服务业领域对民间投资的限制还很多，比如服务业中的不少领域仍有准入障碍。除了行业准入上的诸多限制，交易费用繁多、政府服务不到位、以及个别地方的腐败现象，共同构筑了民间投资的高门槛。如果能清除那些制度障碍，就可以创造不少就业岗位。

由于自然失业率的高低是与劳动力市场功能相关的，因此，可以通过改善劳动力市场功能得到降低。特别是在周期性失业率提高的形势下，加强政府劳动力市场服务职能，即通过提供就业和再就业的中介服务和培训，减少劳动者在寻找就业岗位时遇到的人为摩擦，就可以用自然失业率的降低，来抵偿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导致的周期性失业率上升。对于青年就业群体来说，这点特别重要，因为他们在劳动力市场常态下，就是自然失业率的主要承受者。因此，以帮助这个群体就业为政策重点，政府在降低自然失业率方面的努力，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保持和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也是解决当前就业压力的正确思路。在宏观经济面临困难的时候，灵活的就业渠道对保持就业稳定至关重要。观察过去不同时期gdp增长速度和就业的关系可以发现，1991年—1996年gdp平均增长率是11.9%，1997年—2002年是增长率较低的时期，平均增长8.4%，2003年之后又达到了11.0%。但是，在上述三个时期就业的增长是同样的，增速都很快，差别在于凡是gdp增长率下降的时候，非正规就业或灵活就业就加速增长，而正规就业有所减少。特别是在1997年以后一段时间里，正规就业增长是负数，但是通过灵活的就业渠道，这个损失可以补回来。

三、教育发展的反周期作用

历史经验表明，以超越常规的力度发展教育，不仅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要求，也是抵御经济周期冲击的有效举措。反过来说，严峻的经济危机往往是推进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许多国家都曾经在经济萧条时期，把深化教育和加强培训作为应对危机的重要手段。例如，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的萧条时期，把学生在校时间大幅度延长，使接受高中教育的人增长了一倍，获得本科学位的人增加了50%。二战结束后，针对1200万退伍军人造成的就业压力，美国在1944年制定了《退伍军人权利保障法》，其中最主要的举措就是资助退伍军人上大学或职业学院，最后有800多万人利用这个机会拿到了更高的学历。这两轮教育发展的回报，是美国此后几十年的持续繁荣。

在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和宏观经济低谷的时期，我国在有效治理失业和下岗问题的同时，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得到长足的发展。当时，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规模的政策意图，一是提高人力资本存量的需要，二是家庭教育投入的增加可以成为内需的刺激因素，三是借此延长青年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缓解就业压力。上述扩大教育规模的理由，当前仍然存在，因此，这一宝贵经验也应该用来化解危机造成的就业冲击，把超常规发展教育作为反周期政策的重要手段。

首先，与发达国家甚至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教育发展水平有着巨大的差距。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教育有了长足的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达到95%以上，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5%以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1%。但是，我国教育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除了劳动力受教育年限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之外，我国受教育年龄人口的在学率也明显低于发达国家。

其次，扩大公共和家庭教育支出都具有刺激消费需求的作用。国际比较显示，2005年我国财政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为2.8%，只相当于法国的50%，德国的67%，日本的82%、英国的56%和美国的58%。这还不是实际差距，因为教育投入规模与一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相关。当受教育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比较高的时候，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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