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直接领导下级政府的国家，上级对下级的控制采用了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为基本依据的、包含数十个指标的政绩考评体制。其规划的大部分指标都要体现发展速度、投资增长率。这使得下级政府只能通过增加投资来实现考评目标。可见，投资扩张在中国有着坚实的体制基础。
四是最终消费拉动投资。2007年我国与最终消费关联度高的一些行业，投资增长率高达30%以上，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38.5%）、废弃资源和废旧资料回收加工业（120.2%）、房地产业（32.2%）。
上述四个因素，在我国属于长期性因素，是决定投资增长的基本决定因素，其效应不会随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波动而减弱。
可见，我国经济高增长是有特殊支点的，而且这些支点的力度未来不会减弱。然而，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为什么会处于回调势态呢？
首先，物价上涨抑制了经济增长。物价上涨初期会刺激经济增长，但上涨到一定程度后就会抑制经济增长。从2004年开始，投资品价格上涨，大部分金属材料都上涨了1倍以上，表面上把gdp推起来了，财政收入也相应增长，但最终却挤垮了企业，特别是外向型企业。物价上涨人为压缩了消费扩张空间，使人们有限的收入与消费需求的多样化发生了较大的矛盾，最终在产业终端锁定了产业增长的边际。比如商品房销售，近年来住房价格快速上涨，大部分城市3年内房价上涨1倍以上，大城市房价均已达到职工年平均工资水平的20倍以上。这显然超过了大部分职工的收入增长速度，挤压了购房支出的扩张空间，从而导致了普遍性的住房销售成交量萎缩，最终结果是房地产业陷入困境。目前很多企业资金周转困难，主要原因就是前期购进的高价原材料在国内外产品需求萎缩和价格下调的条件下消化不出去。比如钢材，2008年上半年价格上涨30%多，下半年陡然又下降了40%多，价格大起大落使高价位购进钢材的企业陷入成本消化危机，同时也把钢铁业推入大面积减产、全行业亏损境地。
其次，前期紧缩性宏观调控政策抑制了经济规模扩大。近两年为防止经济过热，我国采取了紧缩性宏观调控政策，通过提高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控制贷款规模等手段拧紧了货币供给闸口。同时，国家严格审批大型投资项目、加强价格管理。这些措施把流动性的释放锁定在一定区间，限制了所有投资主体的投资规模。在此背景下，自有资金相对充实的企业和政府工程尚可运转，但成长型中小企业则一下子跌入资金融通困境，投资增长率下降。
再其次，发达国家经济大幅降温。近5年来中国经济的重大转变就是对外依存度大幅提高，2007年已达67%，2008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突破2.5万亿美元，对外依存度仍达60%。因此，我国经济难免与世界经济同向变动。特别是发达国家消费市场萎缩，大幅度限制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直接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
最后，产出增长速度超出有效需求增长速度。经济增长是供求均衡增长的结果，当产出扩张超过有效需求扩张一定程度时，经济增长率自然会下调。近年来，我国产能高速扩张。如化学纤维、纱、冰箱、汽车、电解铝等的产量5年间都增长1倍上。但与此同时，政府消费支出、职工平均货币工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等的增长均在1倍以内。这实际上形成了阶段性产能过剩。如果此时上游产品价格处于下降或稳定势态，那么，就可以通过较大幅度降低下游产品价格来促成供求平衡，但现实是从农产品、能源产品到原材料都处于价格上涨势态，这使产能过剩转化为增长阻力。事实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高投资增长率的国家，这种阶段性产出过剩阻滞经济增长的情况是每一轮经济周期都有的，比如1989年和1996年两次经济下行。
综上所述，可以肯定我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基本条件并未消失，整体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依然稳固，出现阶段性回调是多种体制性因素和非体制性因素所致，从经济周期化变动规律角度看并不奇怪。由此出发，可以说重新确定宏观调控政策目标确有必要，但不能盲目扩张，既要重视困难，又要冷静分析形势，更要重视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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