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多年的女儿，一下把我抱住。我听不见她的抽泣，只感觉她那矮小的身躯在剧烈地抖动，在场的人都寂静无声。她抖得那么厉害，我突然感到心里一阵酸痛，那是内疚。1945年城工部傅秀同志带我去解放区时，由于组织上有严格规定，行前不得告诉家人行踪，只留一封信，不说去处，只报平安。这封信要在我离家三天之后，由城工部负责派人投入邮筒，因此，家中收到这封内容含混不清的信也始终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以后解放战争全面打响，全国都在打仗，解放区和蒋管区互不通邮，我已成为野战军的一员，经历各种磨炼，奇怪的是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我都没想过家，没想过父母，没想到母亲是这样期盼我的。

这时，父亲突然兴奋地大叫一声：“回来好，快洗脸吃饭！”这时我才发现另一个坐着的人，我认识，是1945年傅秀带我去解放区时的同行者之一，傅秀的二哥林兴。我们一同到达晋察冀一分区政治部后，我留下参军，他很快就调到大军区（张家口）去了，以后再无消息，怎么会穿着便衣在我家？

母亲在狂喜之后，有些语无伦次，一会指挥保姆准备热水给我洗澡，一会又指挥厨师给我做饭。父亲也帮着张罗给我和蓝兰准备卧具。他们俩都在极度兴奋中不停地在各屋转悠，我才有时间坐下来听林兴介绍情况。

原来在全面内战即将开始时，大军区即把林兴派遣回北平工作，由于他原先在东单无量大人胡同的住所已暴露，地下党就决定把他安置在我家。一来，在有个女儿当八路的家中住，绝不会被出卖；二来，中国银行门口24小时都有警察把守，没人敢来查户口，会更安全。在他逐渐向我父母透露了他的身份后，我母亲不仅照顾他食、住，还经常往他口袋中塞些钱。他没有职业，却穿着国民党空军服装进进出出，有时母亲还会帮他召集些“朋友”来我家开会。按照林兴给她的电话号码，用上海话告诉他们“明天xx点钟，到我家来搓麻将”。林兴说，这些年他的工作得到父母亲很大帮助。虽然林兴告诉她，我在军队中不会有事，但每次她听到国民党广播电台吹牛说：“国军又在某地消灭共军xx万”时，仍会暗自流泪。

据说父亲的工作能力和责任心很受上级赏识。北平形势一吃紧，中行的正行长（国民党员）全家飞往南京时，也给父母买好两张机票，让父母亲和他们一同去南京再转赴台湾。林兴知道此事后，和父亲谈过话，父亲表示不会去台湾，并说他已把机票退了。他还在银行内部安抚同事们，让他们安心坚守岗位，等待接收。这些天来，父亲整天金库钥匙不离身，就等解放军进城后，把银行金库安全地移交给共产党政府。

听了林兴的介绍，回顾我参军后对“家庭成分”不知该怎么定，党支部同志们认为银行副行长应算资产阶级。由于当时军队中党员干部百分之九十是工农干部，对城市情况不熟悉，我年纪小，又不懂怎么划成分，他们这样说，我填表就这样填。作为一个革命青年，必须与家庭划清界限，连想家也是阶级立场不稳啊。当晚，我被母亲拥着，与她同床而眠，可能是洁白绵软的弹簧床让我很不习惯，母亲已十分安定地睡熟了，我却久久不能入睡，内心不停的说：“妈妈，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

顺利完成任务

第二天我就用电话联系北平原有的同学和朋友，听说我原来认识的一个北大医学院学医的朋友吕之涛在国民党十六军当军医，我给他打了电话，他立即穿便服来了。他见了我，也不多问，只说了一句：“你完全变了，走在街上我绝不会认识你。”我问他这几年的情况，他说当军医生活待遇还可以，但国民党军队中的腐败现象让他很失望，他很想能把自己学到的知识用到有用的地方去。他主动说：“现在八路军围城。如果共产党要我，我立即就参加八路军。”我当即说：“那好办，如果你决心参加八路军，我有朋友在那里，我可以带你去。你准备好随身衣物和书籍，等我电话通知，但别让你的部队知道。”

在北平家中的那几天都是打电话、约朋友见面谈话，我又选中几个人。蓝兰则同今欣一起，到北平一个“东北流亡学生会”那里去物色人选。大约一周后，我们五人带了三十多人出城（包括国民党那名军医），顺利完成任务，回到黄土北店村。

改天换地

二月三日，解放军大部队进城，北平和平解放。我父亲将中国银行金库安全地移交北平市军管会，同时也被军管会正式任命为北平中国银行副行长（正行长为一名老共产党员）。

这时，天津已被我军攻克，我纵队奉命去打太原，攻占太原后，一路奔向大同，我部队还没到大同，守城的国民党军就投降了。这样，张家口、北平、天津、太原、大同等华北城市均已解放。我纵队奉命在唐山驻军，直到其他野战军胜利渡长江，攻克南京。十月一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是中国历史上改天换地的一年，是震惊全世界的一年，也是我们每个中国人心情激荡值得回味的一年，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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