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的记忆中，80年代初期，想吃一次鱼或者糖果，只能等到春节。那时，食品供应点前总要排起长龙。因为是凭票供应，所以人人有份。对于买到手的冷冻带鱼和过期糖果，也不会有人抱怨，反而会当作宝贝一样珍藏起来，准备用来款待拜年的客人。

在当时的北京，因为旅游业的缘故，在西单商场有时还可以买到“高级点心”和“高级糖”。和平里的老居民告诉记者，所谓“高级”，不过是水果糖和核桃酥之类的，而且一市斤要五元钱；和一般职工每月四五十元的工资相比，价格昂贵，所以才称为“高级”，“即使是这样，大家也不得不抢着买。”

因为市场商品的稀缺，那时的票证制度对保障供应、稳定人心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给人民生活带来严重不便。**说，当年人们想买短缺商品时，不仅需要攒钱，而且还需要凑够这些必需的票证，“像现在超市里什么东西都能买到，大商场里手表和电器泛滥成灾，以前是不能想象的”。

转变的萌芽

1985年，国家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有了松动，标志性事件是当年元旦，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规定“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

有学者称，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1985年，**发现他的工作内容有了明显变化。首先，他们不用再挨户发放粮票了，取而代之的是东城区粮食局统一制作的粮票代存卡。居民购买粮食时，所用粮票直接从卡里扣除。

此外，在四区粮店内，开始有了议价粮出售。所谓的议价粮，是相比国家统一定价的平价粮而得名。议价粮由当地粮食机构进货并自主定价，价格可按市场需求浮动。

四区粮店内，除了平价粮柜台外，多出了议价粮柜台。议价粮的价格是平价粮粮价的一倍，但购买议价粮不受粮票限制。

此时，北京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因为计划生育的实行以及副食品的增多，居民在餐饮上不再是单纯地吃粮度日，每月粮票或多或少有了结余。即便家中突发状况，粮食不够吃，也可购买议价粮来补缺。

随着居民手头存积的粮票越来越多，粮票渐渐有了新的作用。人们把它当作一种流通货币，开始用粮票交易商品。

在种类繁多的粮票中，1955年由粮食部发行的全国通用粮票，是公认的“硬通货”。

**说，按照当时的规定，北京的粮票只能在北京使用，如果出差到外地，就必须用到全国粮票，“不然你到地方就买不到粮食，有可能挨饿”。

他说，当时对通用粮票的审批极为严格，如果出差到外地，只能按出差天数发放相应的通用粮票，开具时还需要所在单位的出差证明。

因为这种严格的发放制度，通用粮票在地下市场内受到追捧。在当时的北京，一斤全国通用粮票价值0.2元。

粮票最先用于换购副食等食物，但很快它有了新的用途。

1986年开始，一些南方的生意人开始在北京的小巷和胡同内销售铝盆和钢锅等物品。几十斤全国通用粮票就可以换来一个铝盆。随着市场的发展，这种地下交易越来越公开化，在一些大型自由市场内，用粮票换物已成公开的秘密。

除了商贩们青睐粮票，一些农民也选择用粮票交易。80年代末期，农民按照参加集体劳动的“工分”，可以分得“口粮”。当口粮不够吃时，农民选择了进城，用大米换取粗粮；或者用自家的鸡蛋和蔬菜，与城里人换粮票，以解决口粮不足的问题。一度“三斤粮票换一斤鸡蛋”成为自由市场内的潜规则。

对此，国家粮食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曾下发通知严厉打击。**说，在当时粮食局有专门的检查车辆，查抄倒卖粮票或者以粮票购物的行为。

然而，国家的禁令与手段并未起到应有的效果。随着农民的收成不断提高，更多的农民把目光望向城市。他们希望用手中的粮食换来更好的生活。

1987年，西安话剧院根据社会普遍现象创作的小品《换大米》，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受到普遍欢迎。一夜之间，小品演员郭达走红全国。越来越多红高粱腔调的“换大米”吆喝声，响彻城市上空。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行，粮票作为计划经济的标志性产物变得愈发另类，政府部门开始研究是否应该取消粮票。而在远离北京千里之外的深圳，一场变革其实早已发生。

消失的粮票

那时，粮票的弊端有两点：一是平价粮和议价粮价格差异给政府带来负担，二是由于各地粮票不通用，给人才流动和农民进城务工，造成了障碍。

1983年，在深圳特区，这种矛盾开始被政府重视。

深圳经济特区在设立初期，也是推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但随着大量建筑工人和外来人员涌入深圳，粮食定量开始变得不足。外来人口没有深圳的粮票，只好到自由市场购入高价粮。

资料显示，1983年，深圳销售粮食总量为1.1832亿斤，其中从外省调入的牌价粮(平价粮)占60%，剩下40%的议价粮，议价粮总体价格比牌价粮高出40%以上。

当时深圳市领导认为，这种粮食供应上的两个市场、两种价格、购销倒挂、财政补贴，不利于生产、流通，也不利于群众生活。

1984年11月，深圳市委召开会议，研究在深圳市取消粮食凭证定量供应问题。消息传出后，曾有深圳市民认为，“取消粮票？要是有人拼命买粮食怎么办？”

时任深圳市委领导的周溪舞曾向媒体披露了当时的解决办法：叫国营粮食部门多储备一些粮食，取消粮票，提高价格，敞开供应。如果发现周围地区大量抢购，再提高粮价和研究其他对策。

由于发挥了价格机制和供求平衡机制的作用，深圳取消粮票后，预料中的风波并未发生。

此后，由于全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再加上粮食连年丰收，全国其他地方也逐步取消了粮食定量供应。

在粮票谢幕之前，更早开始销声匿迹的是各类商品票证。此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各类商品开始供应充足，市民手中的票证已经名存实亡，越来越多的票证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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