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体系中的位置。在恩格斯的时代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必须吸取人类的全部实践，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经验，精练概括;这当然要涉及到自然界的辩证关系和社会的辩证关系。这就造成一种习惯，好像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三个组成部分：辨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但到了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确立了，我们应该把它的总论明确为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要指导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也要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成果中吸取营养，不断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这种交流要通过两道桥梁：一道桥梁是自然辩证法，是对自然科学的;一道桥梁是历史唯物主义(社会辨证法)，是对社会科学的。……总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不应平列，后两者要在辩证唯物主义下面一点，而且它们又各有自己联系的一类科学技术。”
1987年春天，钱老作为中国科协主席率团出访欧洲。在德国，他以《正确对待祖国历史文化传统，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题，向使馆人员和留德学生发表谈话。钱老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死的东西，必须用它来指导工作。因为这是证明了的人类最高智慧，你不用它，太傻瓜了!这些话，我跟国内许多青年同志都讲过，我看青年同志不怎么接受。他们大概在想：‘那些发达的西方国家的科技人员并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工作，也搞得不错嘛!’但是，我也有一句话：‘假设你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工作，那就如虎添翼比他还厉害。’”
在英国，钱学森以《建国百年之际，中国必然强盛》为题给中国留英学生作了一次内容生动的报告。在回顾了300年来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以后，钱老坚定而又满怀信心地说：“中国300多年的历史证明，不可能有其他的道路。只有一条道路——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到了建国100周年(2049年)的时候，国家人均产值定能接近当前的世界先进水平。”
1988年秋季的一天。钱老在一所重点大学听一位哲学教授讲授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在讨论过程中，他表述了这样的观点：“恩格斯概括了100年前的自然科学成果，恩格斯所讲的东西，在那个时代是对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就要进入21世纪了，我们不能光限于现在看到的这本《自然辩证法》。我们要根据现代新技术迅猛发展的巨大成果，努力编写21世纪的《自然辩证法》!”“历史变化了，认识前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发展。”
通过以上介绍，我想同志们也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钱老既是一位卓越的科技帅才，也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二、作为一名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具有对党、对人民无限的爱和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必须坚持学习、勤奋思考，不断完善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素养和业务水平。唯如此，才能经受得住各种风险的考验，才会有勇气去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
钱学森被称为科学的伟人，时代的伟人。他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在科学上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在“两弹一星”发展上的功绩。更可贵的是他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为了祖国自强不息，耿耿忠心。这部作品展示了钱学森在多种时态下的爱国情怀。他在异国他乡苦苦求索是为了报效祖国。当他学有所成，身处异国而羁縻难归时，他是何等大义凛然。他在美国法庭上以黄钟大吕般的声音宣告：“我是大唐的后代，我的根在中国。”尽管美国给了他许多优惠的条件，35岁时就被聘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但钱学森不留恋美国。钱学森后来谈到，他在美国没有买一个美元的保险，因为他根本不想在美国呆一辈子。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以满腔的热情准备回来报效祖国，在受到美国政府阻拦时，他以“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同美国当局抗争。这是中华民族的气节，也是钱学森高尚人格的体现。作品对这一部分的描写很充分有力而感人至深。
作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钱学森的人格魅力还在于他能以高尚的情操，来对待祖国人民给他的荣誉和期望。钱学森回到祖国后，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高度信任，委以重任。钱学森不居功自傲，而是以“普通一兵”的姿态来严格要求自己。他身居“中将”的高位，却同广大指战员一起穿行在风沙弥漫的西北荒漠，风餐露宿爬冰卧雪。有时几个月不能回家，不能同自己的爱妻互通音讯，他也毫无怨言，这种默默奉献的精神，正是他高尚人格的体现。他贡献越大，就越显得虚心，处处谦虚谨慎。80年代末期，他的一位朋友送他一帧《咏竹》的条幅：“未出土时先有节，待到凌云更虚心。”这是对钱老一生的生动写照，而他自己却把它作为“座右铭”来严格要求自己。他得到过国际国内的许多大奖，但他从不把它看成是个人的成功，而是归功于集体，归功于“中国人”这个伟大的钱学森成为一代又一代年轻科学家的人生楷模，也正是钱老高尚人格的感人力量的体现。作品对钱老这些高尚的品格，描写得感人至深，掷地有声。
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这是钱学森的科学品格，也是他的人格风范。年轻时的他不迷信权威，曾经与老师争论得面红耳赤;当他成为权威时，面对年轻大学生提出的正确意见，他也坦然接受，立即在讲义上作出修改。他经常对人说，我在北京师大附中读书时算是好学生，但每次考试也就80多分;我考取上海交大，并不是第一名，而是第三名;在美国的博士口试成绩也不是第一等，而是第二等。
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钱学森写道：“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而且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不爱人民的，绝不会不爱国的。”
单位要为他建房他坚决不同意，因为“我不能脱离广大科技人员”;100万港元的巨额奖金支票，他看都未看，全部捐给了西部的治沙事业……晚年的钱学森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虚怀若谷，淡然面对荣誉、地位、金钱。“我本人只是沧海之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钱学森，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肺腑之言，一位人民科学家的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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