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期间，公司拿出每个农民工1000元生活补助费。奥运结束后，面临着“金融风暴”席卷全球，而北京也不例外，为2009年打好基础，由高金礼出面联系其它厂家进行签订2009年合同，公司利润减少，而农民工工资不减，也不裁员,反而为了新的合同的需要增加并招进新的农民工，对他们进行技术培训，给明年打好基础。

艰苦维权无悔言

2006年春节前，有不少农民工到驻京流动党支部找高金礼反映，他们急于回家过年，但老板却一直拖着不发工资。高金礼就带着几名党员，天天跑到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工地上，多次找建筑公司协商，并聘请了一位法律顾问，通过法律武器，最终帮助农民工讨回工资81万元。从这以后，有很多人来找高金礼，不仅是程集本镇的，就连其他乡镇在外打工的也找到他，让他出面帮忙讨薪。

在帮助农民工讨薪的过程中，他觉得主要是一些农民工不知道怎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他就积极与家乡联系，在颍州区委组织部的协调下，2006年11月，颍州区政法委和司法局就依托北京流动党支部，在北京设立了阜阳市颍州区驻北京市朝阳区农民工维权联络站，任命高金礼任站长，由颍州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法律援助志愿者给予援助，义务受理农民工维权案件。当年12月3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还对维权站的成立进行了报道。

颍泉区姜塘乡一名女工盛勤，在北京郊区一家江苏人承包的葡萄园干了三个月，由于自己有胃病不能干活，手中的钱也花完了，想回家老板又不结工资。维权站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高金礼多次到该公司找经理，但经理始终躲着不见，也不知道对方电话。在与该公司领班人员攀谈时，高金礼了解到该公司每个月只借给员工300元零花钱，其余到年底才结工资，干不到一年的工资不结。高金礼听后十分生气，这不是明白地坑害农民工的利益吗？他就自己想方设法终于找到经理办公室，但任凭他怎么敲门，经理就是不让他进门，他就在门外进行据理力争，40分钟后经理才打开门让他进来。在与经理交谈3个多小时时间内，高金礼把国家保障农民工权益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向对方进行了阐明，最后终于使对方答应了结算盛勤的工资。第二天上午，对方就来了电话让盛勤到财务室领取了工资3600元。像这样的事，高金礼自己不知跑了多少路，受了多少气，但他却无怨无悔，他说，看到农民工兄弟拿到自己应得的钱，再苦再累他也觉得值了。

维权站成短短一年多时间里，高金礼带领维权站人员就成功调解了劳资纠纷5起，帮助讨回农民工工资235.77万元人民币，其中包括东风悦达轿车一辆。在北京市许多颍州区乃至阜阳市的农民工都知道，在北京有一个替自己说话的高金礼，有一个帮自己解决问题的农民工维权站。

高金礼就是这样，以自己对党的无限忠诚，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在异乡的土地上向党组织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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