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因金融危机而修改。虽然有金融危机影响，因为有了《劳动合同法》这样的法律保障，我们的劳动关系基本上还是稳定有序的，应该说这部法律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是经得住时间的检验的。从此可以看出，至少有三点是明确的：一是当前企业遇到的危机不是实施《劳动合同法》的结果；二是当前全国人大没有因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有修改《劳动合同法》的打算；三是金融危机形势下实施《劳动合同法》的具体问题可以通过落实《<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条例》等办法来解决。

至于《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存在的瑕疵，我们还是有补救的办法，以走出当下贯彻落实法律中的困境。

（一） 集体协商是一个灵活实用的方法。

不管是《劳动法》还是《劳动合同法》，都有劳动关系双方集体协商谈判、签订集体合同的规定。劳资协商谈判正是国际上通行的处理劳资矛盾的基本方法。在不违反《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对《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实施中的具体问题，可以通过劳资双方协商谈判来解决，这要比动不动就来修改法律要好得多，也符合市场条件下的劳动关系双方协商自愿原则。

当前的经济形势的确对企业的经营和发展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不少企业遇到了比较严重的困难，需要在劳动关系上作一些调整，如企业遭遇到了资金困难，会对职工的工资发放、有关经济补偿金的支付产生一定影响等等。但这些问题并非一定要通过修改劳动法律才能解决。可以在法律精神的指导下，在法律的框架范围内，通过劳资双方协商谈判去解决。只要是劳动关系双方根据各自真实的意愿达成有关协议的，有关方面就可以认可。

（二）“共同约定行动”是一种有效可行的方式。

在不修改法律的前提下，为共同应对当前的危机，对于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要在《劳动合同法》增加“艰难时期条款”，我倒认为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办法。不过，“艰难时期条款”并不必写进《劳动合同法》。据我所知，所谓“艰难时期条款”是德国上世纪90年代后期劳资关系妥协的结果，并非国家立法的结果。如前所述，只要符合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当前各种劳动关系问题都可以通过集体协商谈判、签订集体劳动契约来解决，我国的劳动法律法规也留有这样的空间。最近全国总工会在企业推动“共同约定行动”，是一个劳资双方共同努力应对金融危机的积极举措和有益尝试，是一种很好的形式。在今天我们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大局下，如果劳资双方能够真正坐在一起平等协商谈判，采取共同约定行动，那确是一件好事，对推动我国协调劳动关系的制度创新，加强劳资合作，其意义不会亚于一部法律的诞生，更胜于修改一部法律。

（三）各方面共同努力是具体实施的关键。

在特殊时期发挥劳动关系双方集体协商和集体协议的特殊作用，关键的问题是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过去很多企业不把职工代表或者工会当回事，从来不把他们当作平等的协商谈判主体。工会方面也往往知难而退，不去碰这个钉子。那么，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局面下，两者应该可以合作谋大局。企业与其去谋求修改法律，还不如自己救自己，放下架子，与职工、与工会去协商谈判解决企业面临的问题。这可能才是正确的选择，不要总希望通过剥夺别人的权利来壮大自己。只要企业真心对待职工，讲清道理，明辨事理，职工就会支持企业、与企业共渡难关，共克时艰。职工也要有这个大局意识，理性计算得失，关心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工会在这个过程中应发挥积极的作用，要把它真正抓好、抓实，不要成了形式主义的东西，或者是失去了工会和职工的立场。作为国家立法部门和政府来讲，不用天天受各种利益左右去考虑修改法律，但可以为劳资双方协商谈判解决问题创造一些必要的条件，如授权在特殊时期对劳资双方协商结果的认可等等。

（四）企业应对金融危机不能只盯着《劳动合同法》。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企业经营困难，从一开始就把原因完全算到实施《劳动合同法》的头上，有失偏颇。企业不应该把救企业的希望都寄托在修改《劳动合同法》上。从宏观层面来看，国家可以通过调整税收政策给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以支持；可以通过给企业以工资补贴的形式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这是不少国家应对金融危机都已采取的措施；可以通过加大劳动就业投入，鼓励企业减少裁员，留厂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还可以通过财政支持，引导企业调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走出困境。从微观层面来看，企业可以在加强管理、节约成本、技术进步、改革创新、调整结构、调动职工积极性等方面下功夫，想办法，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总之，这些方法应该比修改《劳动合同法》来得更实在、更有效、更快捷。

三、越是困难时期越要选择正确的劳动关系政策

《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企业的用工无疑是一种制约，不管有没有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一些企业都会有抵触情绪。企业和相关人士在金融危机下要求修改《劳动合同法》，只不过是表象。这其中暗含了强资本弱劳动的逻辑，真正的意图是要以此来改变我国劳动关系政策和社会立法的走向。

(一) 必须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劳动关系政策。

一个社会选择什么样的劳动关系政策，就会形成什么性质的劳动关系，最后也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后果。比如是冲突，还是合作。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然而，我们也无法回避市场经济中的劳动关系问题。长期以来，资本受到偏爱和追捧，在劳资关系中越来越呈现出强势地位；相比之下，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劳资争议激剧上升，集体争议事件逐年增长，这已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与此同时，一方面是工会的维权尚难以满足劳动者的广泛需求；另一方面，劳动者要求维权的呼声越来越高，有的甚至采取各种极端的方式来争取自己的权利。我国的劳动关系已到了一个集中爆发的阶段。面对这样一种局势，我们是“堵”还是“疏”，是“压”还是“抚”，都面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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