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性的要求。
有人担心对这类滥用信访权的人追究其法律责任、施加法律制裁会产生消极后果甚至影响社会稳定。我们认为，法律的权威性和社会的稳定性之间从来就不会有天然的矛盾，相反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法律的权威性在社会中得不到体现，必然会让破坏法律权威性甚至无视法律存在的人大量地出现，甚至形成抗法力量，这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性。反之，如果把法律的权威性付诸实施，不仅有利于法律强制性和权威性的彰显，反过来更会促进社会稳定。
目前，对于信访人滥用信访权的行为并没有体现“法治”力量的介入，相反，根据大量资料和事实，却有“人治”力量介入了，通过“反复做好说服工作”、“劝返”、“思想教育”等人治色彩极为浓厚的非法治手段约束信访权的滥用，这治标不治本。因此，政府应该提高行政能力和行政水平，坚持原则，善于运用法律武器来对付那些确实属于滥用信访权、危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违法或犯罪行为。当然，如果由于信访人的信访权利确实在信访程序中遭到侵犯，信访事项没有依法办理就进入终结程序，对这类情况应具体分析，作为特例谨慎处理。因为这种情形尽管在表面上是终结了信访程序，但在事实上是一种违法终结，如果当事人有新的事实和理由，应该重新启动信访程序，以真正维护信访权的正当行使秩序，这应该说是信访终结制度的应有之义。
四、下一步要作的工作
尽管完善信访复查复核终结制度困难较大，但我们应该看到，由于信访问题呈现出广泛性、复杂性，已成为事关社会稳定的一大热点问题，各级党政领导高度重视。同时近年来，在解决大量信访问题中信访工作本身也得到发展，具有较好的基础。因此，我们应明确方向，知难而上，循序渐进，不断完善。围绕信访复查复核终结制度建设，下一步需要作好以下工作：
(一)理顺各种关系
在现行政治体制的框架内，信访复查复核终结制度要被社会各方认可，具有生命力，需要理顺各种关系。
一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尽管《信访条例》规定，将建立全国信访信息系统，为信访人在当地提出信访事项、查询信访事项办理情况提供便利，以达到减少进京上访的目的。但这种理想化的设想与实际情况可能会有较大的差距。因为只要信访人进京上访不止，只要中央各委办局对信访事项仍具有交办权、督办权、通报权等，信访复查复核终结制度在实践中可能难以真正建立。所以，信访复查复核工作在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做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程序合法、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的同时，还应将最终的复核意见及时主动通过上级政府或直接与中央有关委办局沟通，以求得其指导和支持。
二是上下之间的关系。就建立信访复查复核制度而言，处理单位、复查单位、复核单位上下形成一致意见，统一口径，可大大减少信访工作系统内部的无效的重复劳动。从处理工作一开始，处理单位就应及时就处理意见与复查机关沟通，复查机关也应及时就处理（复查）情况，特别是复杂疑难问题，与上级机关进行沟通和汇报，争取上级机关的指导和支持，保证适用法律、政策恰当，处理程序合法、严谨，为复查、复核工作打好基础。上级机关尤其是非垂直领导的上级机关，应从大局出发，严格贯彻执行《信访条例》，负责任地搞好相关问题的复查或复核。
(二)做好信访复查复核的相关配套工作
按照国务院《信访条例》的规定，地方政府可以轻而易举地建立信访事项复查复核机构，可以认认真真地将所有疑难信访事项走一遍程序。问题是，有些历史遗留疑难信访事项均有较为复杂的成因，这些事项大多数有其一定的合理因素，由于重视不够或其他原因，丧失了最佳机会，把一些小矛盾拖成了大矛盾。信访事项的三级终结只是就这些信访事项在信访程序中的处理终结，其他救济手段仍可依法使用。比如，信访机构、信访事项受理机关应对信访人予以指导；信访人确有其他实际困难的，也应通过合理合法渠道获取救济。此外，对信访人的思想政治工作也需继续做好，以保证信访终结后的延续帮扶和教育，保持社会稳定。同时，需要设立一条渠道，专用于让不服终结的信访人宣泄情绪。
（三）充分发挥专业人员的作用
现在信访复查复核处理过程中，信访人缺乏正确利益需求表达的能力，而政府信访部门的信访答复件又大都是就事论事的经验型答复，并没有就信访事件的举证责任分配及法律适用等方面作周密系统的法律论证，这同信访部门缺乏专业法律人才的团队有着密切的联系。于是信访人和政府各说各的理，各唱各的调，政府信访部门与信访人之间很难进行沟通，双方缺乏共同的法律平台。这个责任主要应该由政府来承担。首先，应加大法律援助力度。对复杂疑难的信访案件，政府应指派专业援助律师给予法律援助，以帮助信访人正确表达利益诉求。其次，政府部门要进一步规范和深化律师接待信访制度。第三，邀请法律专业人员对信访工作人员进行定期法律培训，提高信访部门工作人员的法律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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