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清人刘大櫆《论文偶记》说：“文贵简，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这是深含哲理，极有见地的。

三、掌握公文修辞技能的途径

毛泽东曾经深有感触地说：“语言这个东西是非常难学的，非下苦功不可。”要熟练地掌握公文修辞的技能，练就倚马可待的公文写作本领，更好地履行工作职责，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一)积理练识，努力捉高策见能力。
明末朱禧在《答施愚山侍读书》中谈到：“为文之道，欲卓然立于天下，在于积理练识。”要写好出策发令的公文，积理练识很重要。“积理”，就是要懂得治国之道，谙熟人情物理，了解政策法规，今天尤其要掌握好邓小平理论。“练识”，就是锤炼策见，能够出好策，献良谋。策见能力是衡量公文工作者水平高低、造诣深浅的重要标志。事实说明，不善于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没有治政理事的能力，提不出切实有效的策见，就写不好公文。古人说“人无经济，则言虽累牍，不适于用。”可以说，策见是公文的核心和成败关键。有了好的策见，公文修辞才能“强筋壮骨”，语言才有份量和光采，这就是“木体实而花萼振”的道理。苗枫林同志的《中国公文学》提出了五种锤炼策见方法，很有启发性。一是采用把每制定一项政策都置于大局中去观察的方法锤炼策见，养成全局观念；二是采用政策反馈的方法锤炼策见，养成制定政策的实践观念；三是采用权衡各阶层利益的方法锤炼策见，养成制定政策的群众观念；四是采用向前看的分析方法锤炼策见，养成制定政策的辩证观念。这五个方面的概括全面，对我们有指导作用。
(二)博学精研，不断提高科学文化素养和业务水平。
公文写作与修辞，需要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有高超的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毛泽东同志的应用文章说理深刻透彻，逻辑严谨周密，笔调生动活泼，挥洒自如，语言流畅简练，耐人寻味，是与他丰富的社会阅历、广博的历史知识、扎实的语言功底、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分不开的。他对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演变了然于心，对汗牛充栋的民族文化精华几乎遍览。 “其蓄之也富，故其出之也裕”。他在写作中各种史实典故信手拈来，往往点石成金，推陈出新，死典活用，化平淡为神奇。今天我们从事公文写作，也应该认真看书学习，努力提高和丰富自己的德识、才学。要刻苦钻研业务，精通职责范围内的各项业务工作，真正成为本部门本行业的行家里手。同时要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向人民群众学习。这样，“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在公文写作中才能很好地把握规律、抓住要害，语言表达才深刻警策，新鲜活泼，不断引进源头活水。
(三)广为借鉴，继承优良的公文修辞传统。
公文修辞实践与研究在我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据考证，“辞”在先秦时期就指施政化民的文章教令。修辞最初专指对包括理狱争讼之词在内的各种公务文书的加工与修饰。为了更好地发挥文书教令的效用，前人特别重视公文修辞。 《论语·宪问》记载： “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拟制一篇文书，要经过草创、讨论、修饰、润色四道工序。后两道无疑是专门的修辞，类同今天的文字加工与校核。在长期公文修辞实践中，前人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产生了许多精辟见解，形成了较为发达完整的修辞理论。一些中肯深刻的本文来源：文秘114 http://***论断今天仍熠熠生辉，给人很深的启迪和教益。如“修辞立其诚”(易经)。 “政贵有恒，辞尚体要”(尚书)，“事深于政术，理密于时务”(文心雕龙)。 “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朱元璋)， “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倪思)等。涉及到公文修辞的目的、方法、效果等各方面。特别值得珍视的是，几千年文明发展，几千年政体运行、国祚兴替，前人为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而丰富的公文修辞资料和成果。这些成果“铿乎有声，炳乎有光”，是前人修辞思想、修辞原则的直接实践，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古代和近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史料，也是我们学习前人公文修辞经验以改革文风的极好教材。
流传下来的优秀公文最为突出的特点和值得我们借鉴效法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匡世济时，补察政阙，有很强的针对性。执笔者不作虚词空论，而是密切关注，积极干预社会现实。他们揭民瘼，察政阙，扬善匡恶，很多奏疏所触及的是当时最敏感，最尖锐的社会问题，所指向的是显赫权贵甚至最高统治者。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执笔者敢于冒天威，批遵鳞，揭病痛，止成命，如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陈政事变》；有的忠贞劝谏，纠偏补失，言苦志诚，如魏征的《十思疏》、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更多的是为改革社会、富民强国出谋献策，如李谔的《上隋文帝革文华书》、薛福成的《治平六策》。这些文书均“顺情入机，动言中务”，辅君济时，卓识盖世。这种干预时政，敢对当局说“不”的耿介无畏精神和勇气值得今人很好学习。
2、径直明核，实事求是，有很强的说服力。传世的公文大都开宗明义，直书其事；言清辞质，看不到浮华晦曲之词和雕琢之痕。李斯的《谏逐客书》开篇第一句就说：“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直截了当，毫不掩饰。魏裔介的《宽逃人之法》实录见闻，事例酷烈，使顺治皇帝读后“大感动”。翻阅曾国藩的奏章，印象最深的也是叙事述理率直无隐，清楚明了，就是打了败仗也按实禀报损兵折将情况。
3、文辞精炼，言近旨远，有很强的概括力。古代优秀公文一般都很简短，辞约理周，立意精警，令人折服。汉高祖《入关告渝》不足百字，简洁明快，恩威显赫。汉武帝的《求茂才异等诏》仅67个字，说理精辟，意义深远。文中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土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驰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无一空言赘语。象晁错的《论贵粟疏》、诸葛亮的《出师表》、苏轼的《教战守策》都事关军国大计，涉及面广，情况复杂，但都写得简明扼要，字字剀切，最长的也不满两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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