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心态也呈现有增无减的趋势。因此，在保障精神病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必须维护社会公众的安全利益需求，而要达到这两个要求，就必须规范精神病人的收治程序。至此，我们得出的判断就是：以规范精神病人的收治程序为核心，建立我国的精神卫生立法体系。

在收治程序的规定上，应当明确两个方面：1、由于医疗是民事合同行为，决不决定入院的权力就在于患者本人或其监护人，为此，必须加快我国《监护权法》立法步伐；2、如果精神病患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必须经公安机关强制羁押、委托鉴定后强制送治。除此之外，医院等单位或者其他个人只有建议权而无强制送治的权力。

关于精神病的诊断，有人说“把精神说清楚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也是一种极度的冒险”，这说明精神病的判断没有刚性标准，要求一部法律来标定精神病的边界是不现实的。但是，精神卫生立法有必要对精神卫生从业人员的从业资格、鉴定资质等级作出明确规定。

而对于精神卫生领域医患纠纷的证据问题，综观吴素真案的起伏，可以看到医疗事故鉴定的明显瑕疵：由医学会组织的鉴定，其公信力一直受到强烈质疑；其适用范围很窄，因为不是所有医疗过错都是医疗事故。事实上，医疗事故鉴定在国外也并非运用在医患纠纷的解决上，而是作为界定医院和医生过错、对执医资格进行处分的依据。因此，立法有必要确定具备国家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所出具司法鉴定的核心证据地位，在无明显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司法鉴定较医疗事故鉴定具有更强的证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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