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成都青霉素厂、西南（重庆）合成制药厂等；电子工业以成都为中心，包括绵阳、内江等地共建成了20多家工厂；以贵州都匀、凯里为中心，工厂和研究所配套，也有20多个单位；遵义地区、安顺地区和成都地区的飞机制造业，也都形成规模；航天工业、原子能工业，也初步发展起来。

总之，尽管“文革”初期曾给工程建设造成一定影响，但是“三线”建设者们排除种种干扰，最终按照党中央的指示、要求，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各项工程建设任务。

同时，“三线”建设确实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和不足。如：建设规模过大，要求贪大求快，有的仅算政治帐不求经济效益，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浪费等。有的地区（如贵州）在规划施工中，机械、片面地理解和执行“靠山、分散、隐蔽、钻洞”的方针，将每个工厂、甚至每个车间都规划建设的极为分散，甚至有的地区还出现了“村落式”、“瓜蔓式”、“羊拉屎式”的……。但是，从全局来看，“三线”建设的决策英明、正确，建设成就极其伟大。没有当初的“三线”建设，就没有现在的西南、西北的工业基础。

特别是四川，既是“文革”受灾最重的地区，也是建设成效最显著的地区。目前，四川的工业在我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已经成为钢铁、电子、电站成套设备、重型机械、汽车、化肥生产基地。四川的许多高精尖产品，中外驰名。如：现在牌子很响的“长虹电视机”，就是绵阳搞雷达的厂子生产的。到1985年，四川的社会总产值达到1023.25亿元,1991年则实现翻番，达到2591.77亿元，曾一度排到全国第5位。这些都与“三线”建设时打下的基础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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