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万元，被执行死刑时才41岁。（1962年出生，被被死刑。）
五是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等身边人串通进行腐败活动相当突出。据资料显示，从1998年到这6年查处的省部级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利用职权为配偶子女谋取非法利益的战友案件总数的36%，这些案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处分的16名省部级干部中，其腐败案情与配偶子女相关的有10人，约占三分之二。这些领导干部的“身边人”利用其特殊的身份，通过为他人批条子、揽项目、提官职等，从中大肆收受钱财，败露后往往还转移赃款，隐瞒真相，为腐败分子推卸责任。
六是腐败问题衍生一系列社会暴力问题。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收受贿赂，不仅败坏社会风气，而且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原廉江市政协副主席黄兆峦遇刺身亡案，当地有关部门曾认定，黄兆峦遇刺身亡是因为收受了被告人陈军2万元贿赂金，迟迟未给其办妥妻子调动手续而招致杀身之祸。陈军纠集社会闲散人员阮驭铭、李忠言、陈丕星实施报复，法院以故意伤害罪依法判处被告人陈军、阮驭铭、李忠言、陈丕星等四名被告死刑、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十一年。
从一部分因腐败身陷囹圄的领导干部现身说法中发现，他们从腐败的第一天起，就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钱不敢存在银行里，放在家里怕被盗，就怕听到警车声，天天提心掉胆，备受折磨。近来，全国共查处落马的省部级以上高官50余人，其中国家级3人，正省部级9人，副省部级40余人，体现了我党坚决惩治的腐败的决定和信心。下面，我举几个被查处的领导干部贪多了是如何藏钱的：
1、创下“沂蒙第一贪”的原蒙阴县副县长袁锋剑，贪污公款558万多元。他先是以妻子、孩子和亲戚的名义分100多份分别存入济南、日照、临沂、蒙阴等到地37家银行，再将存折、首饰、金条、金块、帐本等物品放入一个“铁观音”茶叶罐里，然后埋在家中的花池里。
2、辽宁省北票市原粮食局局长胡宪林的钱藏得更是五花八门。办案人员在其办公室的抽屉里找到了6万元的存折，床铺下找到54万元的存折、现金2万元，住宅的地下室里找到10万元现金，厨房的天花板内找到9.99万美金，阳台上的铁管内找到40万元存折，卧室内30万元，门厅里30万元。
3、赣州市原公路局局长李国蔚的藏钱术更是让人瞠目结舌，他将内装280万元的一个密码箱埋到了住在山区农村他三哥房屋旁的垃圾堆下，而将剩余的数百元藏到了改装后的煤气罐里，令人惊奇的是，这个用于藏钱的煤气罐竟然还能正常使用。
4、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受贿400万元。为不让办案人员找到罪证，将家中的钱财一部分转移到他在北京的妻妹处，一部分现金和存折转移到妻子在徐州的老家，这些钱有的经层层塑料纸包装后藏在树洞内、灰堆内、稻田里、屋顶的瓦下，有的则藏在粪坑中，真是绞尽脑汁，费尽心机。
5、贵州省长顺县原政协副主席、县发展计划局局长胡方瑜，将巨额存单藏于特制的皮带内，结果连同裤子被盗，小偷扔掉致东窗事发。
6、南京新联机械厂原副厂长吴锦贤的贪污罪行败露后，他为200多万元和一块贵重的劳力士手表的存放确实伤透了脑筋。他先是把100多万元分为几扎，有的藏在米缸里，有的藏在穿衣镜的夹层里。劳力士手表藏在空调后面。后来他感觉还是不保险，就将几十万人民币和几万美元转移到小舅子家，分成小包分别藏在冰箱米饭、月饼盒、面条箱和床低下，另有100多万元现金和存单及劳力士手表放在存放粉条的仓房里。
二、导致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的几个主要原因
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廉洁自律意识不强，是腐败犯罪的根源。当前，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一些干部抵御不住各种腐朽落后思想的侵蚀，滋长了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错误思想，导致利用权力谋取私利腐败问题的发生。从我市情况看，以来，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各类案件达1251起，涉及1458人，有1109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党政纪处分，受到组织处理124人，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50人。其中，新立案件316件，同比上升18.3%，万元以上大案146件，同比上升8.1%。市本级自办案件增长50%，取得了较好的政治和社会效果。但从另一角度看，一些干部并没有很好吸取和我市发生的多起腐败案件的深刻教训，仍我行我素。有个做生意的朋友和我说，现在办事太难了，到某某部门去审批，办事人员不次性告知审批需要哪些证件、填哪些表格、表格内宾都是什么内容，去一次告诉你缺这，再去一次告诉缺那，而且态度还不好。等到送去两条烟、500元钱，办事人员态度也好了，告诉你的也细了。可是想过没有，两条烟、500元钱让你丢掉了人格尊严，也败坏了风气，如果常此以往，一旦受到举报，就可能因此丢掉饭碗。人的思想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要因善小而不为，因恶小而为之，当小恶集成大错时，就悔之晚矣了。
二是监督和制约机制不够完善。我们现在尚未建立起一整套有效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无论是党内监督、群众监督，还是舆论监督，作用都发挥得不到位。上级不易监督、同级不愿监督、下级不敢监督、群众不能监督，体制不利监督的现象比较普遍。由于长期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有的领导干部就容易把权力当成个人搞腐败的工具。腐败犯罪大都是明知故犯，其中侥幸心理起着决定性作用。再加上有的单位对一些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查处不严，甚至存在地方保护和行业部门保护，使得少数腐败分子敢于以身试法。我们常听到这样一故事：有个个体老板与一起吃饭的朋友说，让某单位的领导20分钟到场信不信，结果一个电话，没用20分钟这位领导就到了。是朋友哥们纯正的感情？还是另有其他因素在里面？商人永远是以利益为第一目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一段名言：“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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