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92年，大亮山林场才建成第一间砖瓦房。可他执意不住，“我一个老头子住那么好的房子干么？”硬是把新房让给新来的技术员。10年的油毛毡房生活，导致他患上了关节炎和风湿病，但他无怨无悔。

马帮一直是大亮山一带绵延不绝的人文风景。畜力是这里用途最广泛的资源。杨善洲从地委大院里消失后，大亮山就多了一个赶马人。大亮山一带的群众有叫他大爹的，有叫他大哥的。林场食堂开饭时，您肯定能在林工中间发现他的身影。他说他从50年代当区（现在的乡镇）委书记时就和职工一起吃饭，他的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

杨善洲在绿化大亮山的创业中遇到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请来帮忙的工人，没有房子住，他边造林边修建几间油毛毡房，因陋就简解决办公和住宿问题；没有肥料，他们就提着粪箕到村寨道路上捡牛马猪粪作底肥；没有资金扩大森林种植面积，无法发放林场工人工资，他不顾年老体衰，多次到省、市各级相关部门争取项目资金……

1999年11月，手提砍刀给树修枝时，杨善洲不幸被青苔滑倒，左腿粉碎性骨折。还好，具有钢铁般意志的他，恢复得不错，不久之后他又毅然回到了大亮山，但是，他再也离不开拐杖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梅花香自苦寒来，心血化作阵阵绿涛。他和林场职工20多年的辛勤耕耘换来了占地8万亩的林海，金山银岭育栋梁，郁郁葱葱林茂盛。还发展水果300多亩，茶园700多亩，保护水源316处，修建砖木结构的职工住房7幢，林场职工发展到40多人。同时，他还积极开展多种经营，创办水果基地、红砖场、茶叶初制所等，为改善职工生活创造条件，使林场逐步走上科学化、规范化的发展道路。如今的大亮山林场，青山秀水，道路畅通，简直就是天然氧吧，置身其中犹如步入人间仙境。

林场已修通道路25公里，出资帮助8个村通了电，粮食亩产从原来的100公斤提高到410公斤。更可喜的是树一天天长高，山泉水也充沛了，清澈的山泉进了百姓家，许多家还看上了电视，购置了摩托车、农用车，建起了新房。

大亮山的生态修复，使一些濒临灭绝的动植物得到保存。现在，该林场珍稀动物有黑熊、豹子、猕猴、凤头鸟、野鸡等，植物有桫椤、银杉、楠木、白杏、雪松等。山石裸露的现象消失，山的灵性也开始显现，溪水潺潺，风调雨顺，周边居民也靠山、吃山、用山、爱山、养山、护山，光是修枝打杈就能够解决烧柴问题，而且大力发展“林下产业”，通过合理采收干巴菌等山珍，源源不断销往山外，钱袋子日臻鼓起了，实现了不砍树也能致富，丰衣足食，呈现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乐无穷的美丽画卷……名副其实使当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丰收。

在大亮山，他常常独自走到高处，无言地凝视着正在生长的大片美丽的绿色。他的身影与此时的环境融为一体，这时您会觉得他简直就是一棵树。他选择了大亮山为他的人生做最后的修炼。

面对价值1亿多元的林木，杨善洲淡淡一笑说：“我为的不是钱，我上山种树尽的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和责任，图的是家乡变绿、百姓得利、国家受益，个人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乐此不疲，甘之如饴。”

杨善洲种下的是树，生长的却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是一种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一种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是一种快乐着百姓的快乐和幸福着百姓的幸福的高尚情操。他这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一心为民的优秀品质在施甸、在保山、在云南乃至全国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无数的人为播绿神州、建设生态文明、造福人民而奋力前行。

在所有的树种里，杨善洲最爱雪松，地委大院里种雪松、油毛毡棚前种雪松、姚关清平洞前也种雪松。很多年前，他就立下遗嘱，死后不土葬，要将骨灰撒到清平洞前和大亮山的部分雪松下。他常对林场的职工说：“等您们想我了，就到雪松树下坐坐吧！”

这就是这位人格像雪松一样高洁的老人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心愿。

二、对待人民如父母，两袖清风勤服务

杨善洲常说，处身立世须有一腔正气，报国为民应无半点私心。

2008年12月，杨善洲将林场无偿上缴给国家后，施甸县委、县政府要奖给他10万元酬金，但他坚辞不纳。这只是他无私奉献、淡泊名利的一个例子。事实上，杨善洲几十年如一日，恪守“人格重如山，名利淡似水”的人生准则，艰苦朴素很俭朴，一片冰心在玉壶，一尘不染泥中藉，两袖清风水上花，无瑕人品清如玉，对待人民如父母，俯首甘为孺子牛，*满腔热忱为人民。他曾说过，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而不能用来为“人民币”服务。为了人民的利益，他舍得献出自己的一切。他把享受留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他在物质上是贫穷的，但在精神上却是富有的，具有永远动人心魄、感人肺腑的人格魅力。

这位石匠出身的农民，后来虽然成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但在世俗人的眼里，他的所作所为似乎与他自身所处的“高级”地位有许多不“协调”的地方，他穿着农民的服装走上地委书记的位置，仍保持淳朴的本色。他脸色黧黑，双手粗糙，身穿蓝色卡几布中山装。或许没有一个陌生人在看到他之后会想到，他竟然是一位地位不低的高官。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戴着竹叶帽或蓝色布帽、穿着草鞋的地委领导经常出现在各种场合。有一次，他自己下乡，找到乡政府，打听乡领导在哪里。乡秘书见他脚穿草鞋，头戴竹叶帽，以为他是一位老农，随便打发他说领*导不在。杨善洲不着急，不气恼，自己进村转悠，了解了许多听汇报时听不到的真实情况。这种着装虽然令人诧异，但在他所处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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