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公益性质一方的判断，即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国家侦查机关得以在一定条件下限制公民隐私权；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技术侦查是正当的，在这种情况下，对公民隐私权的限制应被视为一种必要的成本或代价。[3]美国社会学家格雷.t.马克斯说“由于出现了新的犯罪方式，那些通过公开的方式不易获得证据的犯罪类型，获得了更大的采取秘密手段的优先权力，技术的改进增强了社会控制的威力”。我国尊重与保障人权，强调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同等重要性，不能因管理社会的需要就放弃对人权的保护，也不能因无度的保护人权，而放纵犯罪。笔者认为，当前科学把握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关系，其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立足于科学、严格、合理的规范侦查机关技术侦查手段和措施的运用，确保技术侦查手段和措施的运用能够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较好地使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力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增强侦查机关的公信力。

三、职务犯罪侦查中技术侦查运用规则研究

技术侦查的运用，客观的讲，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有效打击职务犯罪，高效反腐，遏制腐败；另一方面，一旦滥用技术侦查，极容易侵犯个人隐私权。[4]因此，科学、严格、合理的规范职务犯罪侦查中技术侦查的运用，尤为重要，务为前提。制定和完善职务犯罪侦查中技术侦查的运用规则，主要应基于打击犯罪与尊重隐私权并重的理论原则，考究职务犯罪侦查中技术侦查运用的合法性：一是侦查技术手段的合法性，二是运用技术侦查手段和措施所获取的成果的合法性。[5]对此，笔者以为以下原则应为遵循：

1、重罪规则。任意扩大运用技术侦查范围可能导致相应恶果。技术侦查应当主要适用于两类犯罪：一是重罪，即处罚较重的犯罪；二是组织化、技术化、隐秘化的特殊类型的职务犯罪。前者反映出被害权益的重大性，针对这类犯罪采用技术侦查措施足以抵消因侵害公民隐私权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后者由于其犯罪行为的特点，给侦查机关的侦查带来重重困难，侦查机关采用一般侦查措施常常无济于事，不采用技侦措施，实难以发现犯罪、侦破罪案。[6]具体的讲，处罚较重的犯罪，是指可能被判处的刑期较长的犯罪。才能对被调查人或犯罪嫌疑人采取技术侦查手段或措施。组织化、技术化、隐秘化的特殊类型的职务犯罪是指涉及人员多、正常的侦查行为容易被发现，引起反侦查甚至事先毁灭相关罪证，导致有罪不能证的犯罪。同时，对于职务级别相对较高、社会关系相对复杂的人员，由于这类人员社会交往广泛，社会关系复杂，正常侦查难以达到侦查目的，经严格审批可以适当运用技术侦查。

2、必须性规则。技术侦查严重侵害公民隐私权，属于一种成本或曰代价较高的侦查措施，[7]运用中，对于某些因素具有不可控性。比如，针对被调查人或犯罪嫌疑人秘密监控秘密录像时，可能会侵犯无关人员的隐私权等。因此，要严格控制运用范围与频率，最大程度减少因运用技术侦查给公众带来的影响与危害，只有在采用一般侦查措施收效甚微甚或无收效时，必须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和措施时方才使用。也就是说，侦查机关在考虑采用侦查措施时，技术侦查措施具有补充性，应在最后作考虑。在国外，对于必须性原则，基于的法理是“国家权力的行使，以仅达目的为已足，不可过度侵害人民的自由权利，当国家权力机关为达同一目的有多种适合的手段可供选择时，应选择对当事人损害最少的手段”。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0条c规定，“在采用其他方式进行侦查将成果甚微或者难以取得成果的情形下，可以采用不经当事人知晓的措施。”我们在制定规则时，应以借鉴。

3、关联性规则。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只能针对与案件有关的人和事。这一规定同样适用于职务犯罪侦查中的技术侦查。笔者认为，具体到技术侦查，关联性规则又区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人的关联性规则。即一般情况下，技术侦查只能针对被调查人或犯罪嫌疑人及其相关人员。对于被调查人或犯罪嫌疑人的亲属等以外的人，严禁任意使用技术侦查。二是物的关联性规则。即指技术侦查的范围应尽量限制在与侦查目的有关的内容上。

4、严格审批规则。若不对技术侦查的采用限制期限，则等于是将决定权交给了侦查机关，因为侦查机关只要获得了审批，即可自行决定随时采用，而当事人的隐私权则长时间、不定期地笼罩在国家权力的阴影之下，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对于侦查机关采用技侦手段与措施必须建立严格审查、报批制度。借鉴当前检察机关通行职务犯罪中批准逮捕权限的上提，建议对于技术侦查的运用，应当由上一级检察机关进行审查批准。上一级检察机关在审批技术侦查时，应当综合考虑案情、涉案人情况与可能被判处的罪责等各种因素，遵循严格、合法、谨慎的原则，严格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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