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传统“诗性”特质。
再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诗歌，虽然崇尚自由的诗体风格为其主流，但那些脍炙人口，并在大众中广泛流传的，仍是以重节奏、音韵和明朗健康意蕴为主的。如徐志摩《再别康桥》、戴望舒《雨巷》、臧克家《老马》、卞之琳《断章》、舒婷《致橡树》、余光中《乡愁》、食指《相信未来》、北岛《回答》、顾城《一代人》等等，都坚守着传统诗性的共性特征，为大众所喜闻乐见。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朦胧诗潮，是中国新诗的又一历史性“革命”，但这不是给中国诗歌带来成功，而是从此走上了歧途。朦胧本身并没有错，而在于由此引发的诗歌语言之生涩与晦恶。朦胧没有给中国新诗穿上盛装，大众也最终发现，这仅是“皇帝新装”般闹剧。诗歌圈内的狭隘理念由此蔓延，把诗歌当成极端个人“私事”，疏远大众。中国新诗主流正沿着这条道路离开大众的审美共识，偏离航向，越走越远，甚至连诗人自己都看不清。
我们势必要造就反叛，上世纪九十年代至新世纪初，随着朦胧诗的被否定，新诗流派应运而生。五花八门地打着探索创新的先锋旗帜，明争暗斗，诗派林立，各自为政。但大多吵闹一时之后便偃旗息鼓了。诗歌圈内抱定“自由”不放，各种极端催生，学院派的空乏华丽，垃圾派的白话口水，下半身的崇低昧俗，确实把朦胧晦涩掀了个底朝天。最显著的莫过于垃圾和下半身运动，打着口语和贴近大众的旗号，大多实为“口水”之作，同样脱离了大众心中的诗性特征，使诗歌卷入了从“浮燥”到“泛滥”的境地，理所当然地遭受到诗界和大众的共同唾弃。
朦胧衍生的晦涩远离了大众，当然不是生活所需。然而，大众也不给新生的流派买单。他们无需矫揉华丽，也看不贯垃圾口水，更鄙视低俗。高傲的诗歌早已走下神坛，而不是被“恶搞”的今天。诗歌成了生活的边缘之缘，唯有圈内者乐此不疲，自鸣得意。究其根源，“自由”下的新诗，脱离了中国诗歌的本质却视而不见。殊不知中华文明五千年，泱泱诗国之诗性根深蒂固，“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不沾诗的大众谁没闻过诗的气息，谁不知道诗不是啃不动的石头，不是“口水”大白话，不是简单分行？不管近现代派如何粉饰“自由”，始终遮掩不了大众心中的诗性——形式的规范（讲求节奏和音韵）、语言的简洁凝炼和内容的健康明朗。
（三）

恶搞加速确立新诗的审美共识
诗歌的发展史证明，诗人的探索与创新全无止境。并且推动了诗学的发展，成就了“中华诗国”的历史称号。否则，也和其他事物一样，没有探索与创新便没有发展，更谈不上辉煌。但也不能因此毫无原则地脱离事物本质。这无论诗人还是大众，都应是普遍的认识。
一直以来，诗歌创作主流严肃、严谨、高雅。不论诗人本身还是大众意识，作诗不是件容易事，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诗人。在潜意识中，大多写诗的人很痛苦，也注定了其孤独，甚至孤傲。大众则通过对诗作的认知，心随诗动，去感知，去体悟。诗歌以最初的直接表达情感，演化为影射思想感情，从而在表达方式上脱离了纯粹的口语，成为独立的语意文本，并有别于其他文体。语言的简洁凝炼，体式的规范恒定，使诗歌形成有言外之意，讲节奏和音韵规律的传统诗性特征，并成为大众的审美共识。
然而，从西方借鉴、模仿而来的自由体新诗，打破了中国传统的诗性特征，远离了中国传统诗学的审美共性。在近百年历程中，破而不立，破而难立，“自由”成了制约新诗的魔咒，大众则看不清新诗的面容，因而无从审美尺度，更谈不上共识。自由体失去了审美基础，由纯粹的模仿发展为纯粹的混乱。诗人在魔咒中舞蹈，大众则离她愈远，于是便有诗歌“恶搞”大众在先之说。此言当然不可信，当然不是诗人有意识的行为，如果真有，那他一定不是诗人，或不配做诗人。诗歌被恶搞，是她自身远离诗性，疏远大众逼出来的。表面上，被恶搞者受到伤害，实则在催生社会对自由体新诗审美共识的构建。
诗人赵丽华对“口水诗”的尝试之作，当然远离了诗性。不管它是不是诗，至少她已借用了诗的名义，有意或无意中成了被网络恶搞的对象。她也因被恶搞而更加出名，这是丽华之幸。诗歌因恶搞使其从边缘暂时回归了大众的视线中心，更是诗歌之幸；而恶搞新诗，导致大众对新诗的进一步否定，首先激发了对“口水诗”的全面否定，使“口水诗”真该寿终正寝了，使新诗回归诗性之路，这是诗歌的又一幸运；新诗势必在否定之后，出现了新的肯定，这就是加速建立新诗的审美尺度，又何尝不是新诗之一大幸事？看来新诗真是三生有幸，必有新的出路了。

四、《人民文学》对中国当代诗歌现状的评述

著名诗人雷抒雁认为，“从总体上看，这些诗代表了目前诗歌的创作水准，优点和问题都尽现其中。一些优秀的诗作，既有对现实的独特观照和深入理解，更有艺术上的精益求精，对不同生存状态下的人与物的诗之敏感和发现，丰孕的感性、知性与智慧相融，对生活的热爱，诗与生命的内在联系，心灵细微处的波折与痛感，都有着透彻的感悟与揭示，是审美的诗行，也是具有启示性的灵魂透析和抚慰，标志着目前中国新诗所达到的新高度。”同时，他也谈到当前诗歌界出现的一些问题，譬如“梨花体”闹剧。他说，“网上恶搞赵丽华事件的发生与当下一些诗人自身的不检点有关。诗人寻求出名无可厚非，但应安心写诗，用作品去感化读者，而非其他俗套。”
与会者首先肯定了中国诗歌的主流，他们认为，当下是中国诗歌发展的最好时期。诗人们对诗与思、与现实、与艺术的理解和洞察甚是敏感、深入和精微。这是诗人自主写作的年代，老诗人写的朴素、透彻，其作品却更有分量，如诗人大解的《衣服》，简练的文字，却写出了流动的河水与变化的时代，但对母爱却是凝固不变的。中国青年诗人成为诗歌创作之主体，他们井喷般的协作喷洒出中国诗歌新的高度，层出不穷的新人出手不凡，让人们对中国诗歌的前景充满了向往。如女诗人白玛，其诗情感充沛，散发出浓郁的边地风情，尤其是撼动心灵的描绘及雀翎般绚丽多彩的短章，使本期诗作特大号的作品更加丰富。

综上，中国新诗必有出路，必有其走出自我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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