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而根本上也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在30年代，《东方杂志》关于乡村问题关注的历史演进其实也是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记录。虽然表现形式不同，时代特征有别，但根植于农村、农民、农业所形成的“三农”问题对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制约，却有着惊人的“历史相似”。困扰当代社会发展的“三农问题”有着近代以来自身形成、发展和演变的线索。当然，也是近代历史进程中人们所曾着力解决的问题。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凸现可以说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历史主题。现代化过程中的乡村问题，必然是超越乡村本身的问题。回观历史，并将当代三农问题置于近代历史进程中审视，才能够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也才可以认清其时代特征。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庄维民则在其《对农村问题的实质、缘由、出路》论文中，对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的困顿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近代以来，人们始终围绕着地权问题在争论。80年代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在一定程度了解决的土地产权问题，使农业生产在一段时期内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这一发展并未得以持续，20年以后，农村的各种矛盾再次凸现。因此，农村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地权问题，也不在于采取何种措施减轻农业负担，保护农业的发展问题，而在于如何改变农业物质文明系统，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身份地位的问题。他提出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加速城市化发展，以城市文明系统改造农业文明系统，“消灭农民”，终结大部分农民的现状。他还强调研究农村历史应从长时段宏观的眼光看待农业物质文明，追溯农村问题的各种诱因，探寻对农村问题起作用的决定性因素。 将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引入历史学科在史学界已达成共识，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兰林友在其提交的论文《文献“田野”与田野工作学科互渗的方法论意义》中：结合个人对乡村社会的实地考察经验，谈了文化人类学及田野方法与历史文献学互相渗透的意义。他认为：人类学是从共识的角度来认识所研究的对象的，但在田野实地考察地基础上，利用文献资料进行历史的分析，才能更清晰地观察出社会发展的轨迹。因此，只有共识与历史的结合，两种研究方法互相渗透，才有更强的对比效果。同时，从东西方学术的互补性方面强调确立自己研究的话语权的重要性。 本次学述讨论会时间虽短，但论题明确，现实针对性强。与会学者怀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就目前“三农”问题所涉及到诸多难题如土地产权、赋税改革、农村金融问题、农民城市化、民工潮、村民自治、民间组织以及乡村传统文化等各抒己见，展开激烈交锋，力求从历史的视野中追根溯源，为解决现实的困惑寻求历史的理论依据。与会学者们普遍认为，历史学家在“三农问题”的对于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实行的村民选举与自治制度，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实际工作部门，都有着不同的判断与评价。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中心郭永虎提交《村民自治的历史积淀与未来——来关于近代以来中国村民自治的历史考察》论文，从历史的对比中阐述了当代村民自治的现实意义。作者认为，村民自治，从萌芽到发展，经历了发端——成形——磨合——再生的发展时期之后，进入到了现如今的全新、完善、成熟的新时期、新阶段，新的时代为村民自治注入了新的活力，预示了美好的前景。村民自治带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和中国特色。在近代中国，统治者是假村民自治之名，行剥削统治之实。只有中国*党在领导中国农民革命的过程中，真正意义上的村民自治才得以萌发和发展。当今中国社会的村民自治制度的兴起是农村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发展的产物，是新的历史时期乡村*格局的一次根本性变革，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行政权力与社会自治权利关系的新调整。从根本上而言，这种调整孕育着未来中国*民主建设的最基本因子，预示着中国*民主建设的基本路径。 讨论中不能缺席，但在历史领域中探讨“三农问题”，其深度和广度极需拓展，这无疑为今后乡村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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