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右比‘左’好”的时代误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主义信仰几乎完全丧失。人们革命道德理想意识淡薄，崇洋媚外、唯利是图、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资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大肆泛滥，“市民社会”而不是*主义社会成为相当部分知识分子“精英”们的现实理想；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陷入危机。理论上讳言“左”与“右”，尤其是讳言“阶级斗争”，有意无意模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本质区别，在“是否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等重大问题上，丧失了对腐败的“金权*”的革命警惕性，甚至公开为乱世张目，为妖魔壮胆，鼓吹中国私有化，呼唤资本主义社会复辟；三是拒腐防变措施力度不够。*思想工作持续疲软、工作方法僵死老化缺乏创新与活力，社会腐败愈演愈烈、贫富行业悬殊日渐扩大、社会各类刑事犯罪案件居高不下，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先进性产生了较多不信任感。 与此同时，西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加紧了它们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西化”、“分化”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渗透。种种事实表明，当今世界正处于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时期，西方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侵略战争和中国社会“亡党亡国，江山变色”的巨大危险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使中国金权*化的“私有化”，正是中外一切腐败势力群鸦噪暮、梦寐以求的梦想天堂。成克杰的腐败变质，与这种“右比‘左’好”的自由化思潮大肆泛滥是分不开的。 四 然而，“乱必有治，物极必反”。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9页）因此， “目前主要任务是反‘左’”，只能从当时的情况下去理解才行。“反‘左’”与“防右”是有阶段性差别的。实际上，邓小平理论的“反‘左’防右”，与毛泽东思想的“戒‘左’戒右”是一致的，都是要走一条实事求是的“左之中道”（真左派）的革命的进步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可以认为，1977—1997的二十年，中国的主要特色是“开放搞活”，补上经济建设（而不是实行“全盘西化”）的发展环节，主要任务是反对党内“左倾”（极左，假左实*）的“*决定论”；1997—2017的二十年，中国的主要特色将是“治理整顿”，补上文化革命（理论创新，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环节，主要任务将是反对党内“右倾”（左之右，中间派）的“经济决定论”。事实证明，这种“先放开，后治理”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到当代中国已经转入重在“反右”的新时期，还一味地停留在旧时期“主要反‘左’”过去的观点上，就会因落后于时代要求而犯“右”的错误；如果当代中国不能顺利地实现这种工作重心的又一次转移，“拒腐防变”可能就只是纸上谈兵，“亡党亡国”可能就是势在必然了。 这里，重提毛泽东“‘左’比右好”的党性特色，并不是要坚持过去对“左”与“右”的片面性认识，重新回到十年“文革”那样“左左为右”的错误老路上去。因为，即使是建国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不是单纯的*“革命”对经济“改良”的战胜，它实际上是在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理论指导下的*斗争胜利，它是中国*主义运动万里长征的第一阶段，与新时期的经济建设、文化革命（理论创新）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中国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实际上是革命的进步力量对腐败的落后势力的战胜。建国后的正反历史经验证明，落后的*斗争的“空想主义”，并不比经济建设的“现实主义”好。这种形式上的“右比‘左’好”（经济建设高于*斗争），实际上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比落后的“空想主义”好，它正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左’比右好”的党性特色的有力证明。 重提毛泽东“‘左’比右好”的党性特色，除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上要求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名实相符外，还有一个正确处理好“使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实践战略问题。我们不仅要坚持*斗争、经济建设、文化革命（理论创新）三者不可割裂且渐次上升的“全面发展论”，而且还要坚持上述三大领域的战略性转移。在*领域，我们要反对仅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人治”社会的传统中国老路，坚持走“人民民主专政”的“依法治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途；在经济领域，我们要反对仅仅“抓革命促生产”的粗放型、自然资源掠夺型发展模式，坚持走“依靠科技进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集约型、自然资源再生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在文化领域，我们反对一切违背实事求是、压制理论创新的错误主张，坚持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先进文化发展方向。 当前，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这两种“右”的观点的根本危害性。经济建设是“中心”但不应是“核心”，否则就会走上唯利是图、“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一时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歧途。暴力革命的*斗争，是我们走向科学社会主义和*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不可缺少的重要保障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向新任务前进的时候，不要忘记*”，这是从三者不可分割的正确立场上说的。但是，我们也不能长期地停滞不前，否则就会落后于中国社会时代发展要求，成为“左左为右”的历史绊脚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避免重蹈十年“文革”（*决定论）和“八九”风波（经济决定论）的历史覆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有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二十一世纪全面推向前进。 当前，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精神，无疑正是这一党性特色和时代精神的科学表达。因此，只要我们坚持对“左”与“右”本源定义的正确理解，抛弃过去那种“*斗争”与“经济建设”的片面性认识（实际上都是“右”的错误观点），重新返回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性、进步性”对资产阶级政党的“腐败性、落后性”的正确立场上来，“‘左’比右好”就永远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可以相信，坚持中国社会的科学社会主义和*主义方向“一百年不动摇”，把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深入，这样坚持实践二十年，中国改革大业可成，社会腐败可止，共同富裕可得，科学社会主义和*主义社会在中国可率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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