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浅谈社会道德的建立与维护

浅谈社会道德的建立与维护 谭文志
中国重视传统道德的传布与教育历史悠久。现在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也将德育放在首位。这种重视是一贯的，是有历史传统的，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需要看到，我们重视道德的传布与教育，不代表我们的德育不存在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德育原则的差失，我们可以将之概括为道德理论与道德行为的错位。那么，什么是道德理论和道德行为呢？道德理论是指一个人应该具有的符合社会要求和公共规范的道德方面的理论知识，它包括的内容很多，如善恶观、义务观、荣辱观、正义观、是非观等等。道德理论是具有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的。另外，道德行为是指与道德规范适宜的言行。

一
让我们来看一下对幼儿与小学生的德育，现在教师经常对学生进行社会道德教育，大讲特讲道德理论。而对于道德行为方面的偏差，很少予以重视纠正。其实，给小朋友及小学生讲这些理论不是不可以，但不应该将它放在主体位置。小朋友和小学生有一定的理解能力，但道德理论方面的东西给他们讲的过多过深，他们接受不了，更理解不透，施教不少，效果不佳。倒不如结合道德行为的培养，讲一些易懂的历史案例，这样为孩子以后良好的道德行为的形成和巩固打下良好的基础。
我们再来看初中和高中阶段，由于在该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的时候没形成，所以在初中和高中阶段老师不得不纠正学生在道德行为上的偏差，而这时去干这项工作，是很难有成效的，因为不良的行为一旦形成，其固定性或者说顽固性很强。而如果幼儿和小学阶段形成了良好的道德行为，这时再传授给系统的道德理论，使他们的道德行为在理论上找到合理的解释，那就会使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拥有高尚的道德观。LoCalhost由于原来就错位，更导致了现在也错位。这种连贯性的错位的最终结果是，在德育上我们下了很大工夫，但学生不接受，或者有反感和抵触情绪。由于考试等强制性的原因，中学生的道德理论非常丰富很有系统，但其行为却与之相反，从而达不到德育的目标。
为什么有这种错位呢？我想这有其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
从历史的角度讲，受到封建道德虚伪性的影响。封建统治者为稳掌天下、麻痹人民，就推出一整套所谓的“德”，当然这其中有合理的因素，但统治者在执行的过程中实行双重标准。让老百姓受“德”约束限制，而自己却凌驾甚至超越“德”的标准之上。老百姓自然能看出其中的伎俩，也不按所谓的标准去做。后来，这形成一种不合作的心理。开始，不可否认，其有积极意义，但对现在有不良的影响。
从现实的角度来讲，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有些官员封建意识、官僚意识很强，其理论一套行为一套，例如：王昭耀、王怀忠、陈良宇等都是表面一套暗地一套，对社会影响很坏。2、在家庭教育中， 父母要求自己的是一套要求儿女的是另一套。3、另外，学校进行的是正面教育，当学生拿着学校的这一套到社会去验证时往往碰壁。
所以，学校道德理论和道德行为的错位，还是历史和现实中道德理论和道德行为的错位决定的，而学校德育的问题是“枝节”是“流”；社会原因是“主干”是“源”。所以，德育的成功不仅仅是一个教师的成功，也不仅仅是一个学校的成功，而是整个社会的成功。
那么该怎样建立和维护社会道德、社会美德和社会公德呢？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化和界限日趋明显, 而且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不断扩张,公民社会日见发达,其结构与分层随之日渐复杂、充分。对于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化和界定,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经有过一个生动形象而又颇具解释力的说法:所谓公共领域即“陌生人领域”,与之相对的私人领域则为“熟人领域”。依此说法,现代人的生活绝大部分都是在公共领域里度过的,从幼儿园和学校开始,我们就开始了社会公共生活。由此推出的一个必然结论是:现代人的生活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作为公民的公共生活经验,其行 为也越来越多地表现为社会公共行为,或者换句话说,现代人的生活和行为越来越具有社会公共意义。在现代社会的公共生活中,政治生活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 的。正因为如此,公民美德及其对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的意义就显得日益重要和突出。

二

早在古希腊中期,著名政治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曾在《政治学》一书中,指明了包括政体和政府在内的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于国家政治文明、公民资格和公民美德等政治元素的基础性意义。他在讨论“公民之善”与“人之善”的不同实践和意义时谈到,“公民之善”的成就不仅有赖于公民个体的“实践智慧”——这正是人们成就“人之善”所惟一需要的“中道”基础,而且还有赖于包括国家政体和政府治理在内的城邦政治制度的正当选择与正义运行。也就是说,公民美德的成就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环境和制度资源。

然而,我们的问题是,除了必要的制度环境之外,或者说,在具备必要的社会制度资源供应的前提下,公民美德是否可以自然生成?若否,公民自身又当如何成就其公民美德?公民美德本身之于社会制度环境建设或制度资源创造的互动意义何在?提出上述问题的基本依据至少有以下两个:一个是经验的事实依据;另一个则是政治哲学的伦理依据。就前者言,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类常见的经验事实:在同样的制度环境中,不同的公民个体所获得的公民美德成就迥然有别,甚至截然相反;或者更具体地说,面对同样一块公共绿地或一件公共财物,有人选择遵循“爱护公共绿地和公共财物”的社会行为规范,有人却做出了相反的行为选择。为什么?就后者论,任何一种健全合理的政治哲学理论都不仅要理性地考量社会的基本制度结构及其建构实践,同时还必须实际考察处于制度约束体系之中生活和行动的公民,甚至还需要深入考察他们的社会心态、社会情感、社会关系及其互动内涵(竞争与合作是进行社会互动所采取的两种基本方式),进而言之,还需要研究制度之中和制度背后的诸种更为复杂的社会公共因素,非如此不足以解释(更不用说解决)现代社会公共生活的基本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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