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其他变量作用的情况下,某个变量与自评变量的关系,不涉及任何因果关系的假设。因为个人对自己生活或健康的评价既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如人们普遍认同的健康标准、家人的态度等,也与每个人心中的相对标准
有关;既受个
人性格特征的影响,同时也是性格特征的一种表现。所以本文的分析类似于各变量与自我评价变量之间的偏相关关系分析。
表2列出了对自我生活评价和自我健康评价有影响的变量,以及其回归参数估计和显著性。表中的应变量为二分变量,“1”代表自我评价为“好”或“很好”, “0”,为其他各级评价结果,包括“无法回答”(关于“无法回答”的趋势当另文分析)。回归分析中应用反向剔除法进行了自变量的筛选。
回归结果显示,较有可能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评价好的调查对象特点为:女性、少数民族、住养老院者(参照组为与家人同住者,而独居老人的生活状况自评倾向于最差)、90岁以上的老人 (参照组为80—84岁)、自评健康状况好的人、具有乐观性格的人,这些变量的影响与我们的常识一致。但是,日常活动需要人帮助和至少患有一种疾病的调查对象也更倾向于对生活状况有好的评价,这种关系如何解释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另外,有时做家务劳动(如做饭、带小孩等)的老人更倾向于有好的自我评价,而几乎每天做家务则恰恰相反,是与好的自我评价显著负相关。同时,看电视或听广播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第二个回归模型显示,较有可能对自己的健康状况评价好的调查对象特点为:男性、农村居民、没有退休金、95岁以上、自评生活状况好、具有乐观性格、经常进行体育锻炼、几乎每天做家务、几乎每天打牌/打麻将、看电视/听广播、日常活动不需要帮助、没有疾病或即使有病,但也不会严重妨碍日常生活。
讨 论
从以上分析结果可见,老年人对自己生活状况的评价是与家庭、性格特征、参加活动以及通过电视广播与外界的接触密切相关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一种反映,比如孤居独处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的不利影响,说明了家庭在老年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日常活动中需要借助别人的帮助和患有慢性病与老年人生活状况自我评价没有负面的相关作用。这说明多数老人已经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对待所患的慢性病(多数是老年病),学会了带病生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了而不觉得那是个主要问题,他们对生活质量的测量标准是随着自身的健康状况而进行调节的。此外,生活的丰富多彩有助于老年人对生活采取积极态度,但是过多的劳动和职责会起相反的作用,如几乎每天做家务的老人反而更倾向于不好的生活状况自我评价。有些被认为是关联比较密切的变量,在分析中被筛选出去,说明这些变量与生活状况自我评价没有设想的关系,如是否有配偶(liu guiping,2001,曾经也指出这一点)、受教育程度、城乡差别、经济状况等。看电视和听广播可能与经济状况有间接关系,有些老人不能看电视和听广播可能是因为家里没有条件。
多数老年人对自己健康状况的评价看来比较清醒理智,因为该评价与日常生活能力和患病状况高度相关。与生活和健康状况评价都高度相关的是老人的乐观性格,而年龄组的高度相关则显示了高龄老人这个群体的选择性。
根据对高龄老人生活质量自我评价的分析结果,作者认为,进入高龄的老年人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那样的疾病或活动上的不便,有些老年疾病或失能甚至是不可逆的或难以治愈的,而与此同时,很多老人们都表现出对自己生活的积极乐观态度。鉴于这种特定状况,改善高龄老人生活质量的重点应当是加强社会和家庭的人文支持和关怀力度。如公共设施和社区环境应当考虑方便带病老人的出行和生活,使他们感觉到社会对他们的支持和体谅,而不是因为年老而受到各种限制。还应当创造条件,积极引导、组织、支持和鼓励高龄老人多参加社会集体活动,并对老人及其亲属进行咨询和培训,使高龄老人能够相对愉快、平安地渡过带病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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