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者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或有关单位为行贿人提供违法或违反国家政策的帮助或者便利条件。一般来说，为行贿人提供违法或违反国家政策的帮助或者便利条件，既包含实体违规，也包含程序违规，在此具有一定的交叉或重合关系。但由于”两高“《通知》第二条规定的第一种情形已经规定了实体违规，因此，第二种情形主要是指程序违规。也就是说，国家工作人员或有关单位违反有关程序方面的规定，为行贿人提供帮助或便利条件，如应当报上级批准而未报批，个人决策；应当经集体研究而未研究，个人拍板；应当公开招标而未公开招标，私下议标等等。

所谓行贿人主观上”确定的故意“和”不确定和概括的故意“，前者是指行贿人明知请托利益实体违规，而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或有关单位提供帮助或便利条件，或者明确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或有关单位违反程序为其提供帮助或便利条件。后者是指行贿人对意图谋取的利益，在实体上是否违规，或者对受贿人为其谋利的方式在程序上是否违规并未提出明确要求，具有一种只要谋求的利益能够实现，实体和程序方面是否违规并不在乎的心态。

所谓受贿人为行贿人谋利方式上的”积极的作为“和”消极的不作为“，前者是指以积极的方式为请托人办事、谋利，如发放贷款、给予提干、招干等；后者是指以消极的方式不履行应负有的职责，或免除请托人应履行的法定义务，如不征或少征税款、免除兵役等。

根据上述分类，请托人通过向国家工作人员或有关单位送钱送物，谋取请托利益，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既谋取实体违规同时程序违规的利益。如通过有关国家工作人员擅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偷税、漏税、少缴、不缴税款；

（2）谋取实体违规但程序并不违规的利益；如使用虚假经济合同，通过行贿手段骗取银行贷款，而受贿人贷款审批手续合法，程序并不违规；

（3）谋取实体不违规但程序违规的利益；

（4）谋取实体不违规同时程序也不违规的利益。

三、司法实践中几种特殊行贿情形的处理

（一）经济行贿与一般行贿的界限。经济行贿是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而以行贿论的理论表述，是行贿罪的一种特殊形式。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就属于行贿，不要求”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构罪要件。如何正确划清经济行贿与一般行贿的界限，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认识极不统一。有的认为凡是经济活动中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均属于经济行贿。我认为，经济往来与经济活动不是同一概念，经济往来主要是指平等主体之间的贸易、劳务活动，而经济活动则既包括平等主体之间的这种经济往来，也包括经济管理活动。刑法规定的是经济往来中的回扣、手续费，而不是经济管理中的以所谓”回扣“、”手续费“名义出现的行贿和受贿。因为回扣本身只产生于商品贸易流通过程中的买卖双方，手续费、辛苦费、劳务费等则是因一定的劳务关系，由接受劳务的一方支付给提供劳务的一方的报酬。主要产生于推销商品、采购原料、联系企业经营有关业务等活动中。实践中在银行信贷、发包工程及工程验收、决算等过程中以所谓回扣、手续费名义出现的行贿受贿问题，虽然打着”回扣“、”手续费“的招牌，但严格说来，因其具有经济管理的内容与特征，不应属于经济行贿范畴，只能属于一般行贿范畴。

（二）平时送钱送物进行”感情投资“中的行贿认定问题。司法实践中，有的行贿人以各种名义向国家工作人员送钱送物，进行”感情投资“，过一定时间后提出请托要求，能否认定为行贿？我认为不能一概而定。应根据刑法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进行综合分析。如果行为人开始送钱送物并无明确的请托要求，只是为了联络感情、交朋友，过一定时间后提出请托的，因其送钱送物时，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故意尚不明确，一般不能以行贿认定；但如果行贿人请托的事项早在其送钱送物之前就已产生，为以后提出请托打基础而以交朋友、联络感情为名，向国家工作人员送钱送物，然后再提出请托，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应当认定为行贿。

（三）谋利没有实现的行贿认定问题。司法实践中，多数情况下行贿人谋取的不正当利益已经得以实现，但也有少数情况下，谋取的利益没有实现。这种情况下能否认定行贿问题。我认为，对行贿人明知是不正当利益而为谋取这一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送钱送物的，即使利益没有得以实现，也应认定为行贿，尽管这种情况下，收受财物一方的国家工作人员可能既未答应也未为请托人实施谋利行为，很可能不构成受贿罪，因为行贿与受贿并不完全是对合关系，不是有行贿就必然有受贿，或者有受贿就必然有行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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