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将来取决于农村发展
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这似乎是老生常谈。农民问题谈了多年，但今天再谈农民问题，应该提到战略的高度：它关系到中国今后的发展及前途问题。解决农民问题，发展农村经济，是解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减少贫富不均、缩小城乡差别、改革农村体制的关键所在。
农业停滞不前，农民收入不见增长，是中国近年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粮食生产由于农民种粮不赚钱，几年来呈下降趋势。不赚钱的原因在于粮价上不去，而种粮成本不断增加（种子、化肥、农药、农机费等）。农民种粮一年下来，刨去成本，不计劳动力，也只能持平。若遇灾年，种粮越多，越赔本。
种粮不赚钱，除了直接影响农民收入外，还大大挫伤农民种田积极性，导致农民弃田不种，外出打工。其后果，中国粮食产量一直下降，播种面积不断减少。拿2004年来说，粮食耕种面积比2001年减少15%。同时，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相比，大大落后。就农民来自农业的人均收入来说，近几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2006年的农民收入比2000年人均减少100元左右。
农村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
中国经济发展至今，是否能在当今基础上，按此速度可持续发展下去，已成为学术和实践中一个颇为受人关注的问题。近几年城市消费无力，市场疲软，轻工业、家用电器产品滞销。而与此同时，农村8亿人口中拥有电视机等消费品比例却非常之小。
农村家庭中几乎少有家具陈设、厨房用品、卫生设施。而建材工业在农村的市场则微不足道。农村的基础设施开发，如水、电、交通、通讯，都可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www.ybaSk.cOm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开发农村市场，是中国在今后30年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应该说现在发展农村经济的条件，远优于1978年中国改革伊始。如果说七八十年代的发展农业战略是为了积累资金，发展工业的话，那么今天工业积累了的资金，就应该可以用于发展农业经济。而农业经济的再次起飞，将支撑着中国今后30年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如同中国的经济奇迹，今日的中国贫富不均，已举世公认。这已成为今日的严重社会问题，也必将涉及到中国执政党的信仰和执政基础问题。发展农村经济，使农民真正富起来，这不光是农民问题、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公正问题，是执政党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国家问题。当然，解决这一问题，不是要再“打土豪，分田地”，而是执政党如何利用国家掌握的经济资源，政策权力，对社会进行更公正的再分配问题。
温家宝提出的三年取消农业税，就是以税收杠杆，把国家所摄取的收入再分配给农民。这是一个晚到的，但不无作用的政策。在费税改革上，中国应该采取“先养鸡，后下蛋”的做法。坚决把这300多亿农业税从农民身上减去，即使这会导致有些地方财政不足，影响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国家还应防止“收费”回潮。本来农民的公益事业，不能完全由农村的“一事一议”来让农民承担，而应该用国家和地方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来解决。如在城市修路，不是由城市居民出钱，同样，农村的路为什么要农民们来付之？
需依靠农村自治机制
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光依靠取消农业税是不够的，还应进行农村结构性调整，取消现有乡镇体制，加强村民自治和村委会作用。乡镇的作用，日渐减小，如征粮、募兵、计划生育等。更多的乡镇已成农村改革的包袱和阻力。
大部分乡镇人浮于事，负债累累（实际已破产）。有些乡镇转嫁危机困难于村民，如任意挪用其掌管的农业税附加费，而这笔钱本应用于农村建设。
要使农民收入真正提高，在国家提高对农业投资中获得收益，就必须尽量减少中间环节，尤其是乡镇一级的环节，直接落实到村里。现在农村自治机制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建立，并在逐步完善。
村委会的**选举，村务公开，村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机制，都是可以使国家的农业投资，优农政策具体落实到农民身上的有效保障机制。现在的“六小”工程，农村基础建设有多少一部分落实到农民收入上，使农民真正获益？有很大部分是被消耗、浪费掉。要么前期工作跟不上，要么资金和工程管理不健全，要么建后不配套。如果能将这些工程项目直接落实到村里，由村委会负责，村民代表大会监督，明晰项目产权，管理责任，把工程建设与农民增收结合起来，将会使更多的农民获得实惠。

缩小城乡差别
城市化是缩小城乡差别的一个标准，但绝不是唯一的标准。发展农村经济，中国应走出一条新路，而不是一味的征地，建造城市。关键是应把重点放在减少城乡差别上。减少城乡差别，定位应放在将现有的村落改造成花园村庄，逐步将农民改变成居民。通路、通电、通水，改善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
以县划范围，视各县经济发展水平而定，在县内建造城市，数目取决于本县人口和地理范围。城市的功能是为本县居民和农民提供工作、商业、消费及休闲。而居住在花园村庄的居民不必拥挤到城市里居住，却可在城里上班、消费，同时又可享受到田园式生活，不必遭遇到大城市里的污染、噪音、拥挤和交通堵塞。
这种因地制宜的发展，可以解决真正意义上的城乡差别，又可防止农村人口流入到城市去，避免中国城市发展墨西哥城化。如果按中国政府的计划，每年以百分之一的速度城市化，到2020年，将中国城镇化在现有基础上提高到15％至16％，那将意味着3亿至5亿农民转为城市居民。也就是说，中国要再造40多个上海，才能容纳这么多人口。这显然是个严重问题。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别，而不是一味城镇化，应是中国之路。这次“两会”，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用5年时间取消农业税，这对解决三农问题无疑将起到重要作用。温总理讲话一出，与会代表纷纷表态，有的说不用5年，准备3年就取消，也有些地方领导说，准备明年就取消农业税。与会代表有个态度，当然是好事情，但要解决三农问题，绝非如此简单。不征农业税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还是一个表层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节支的问题，关键是要让农民增收，就是要多开源。我以为，当前解决三农问题除了降税减费外，还需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要夯实农民生存的基矗农民生存的基础是土地，对于这一点，有些地方已经淡忘了。中国的国情就是人多地少，是农民多，耕地少。但这几年的所谓发展，把农民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土地无偿地剥夺了，农民失地就是失去生存的基矗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现有耕地总面积为13.4亿亩，人均仅1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占有耕地居世界第67位。全国2800多个县中，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提出的警戒线0.8亩的有666个，其中低于0.5亩的有463个。在不再减少耕地的条件下，我国土地的自然承载力为14—15亿人口，现在已经接近极限。
一方面土地供给形势相当严峻，另一方面耕地流失十分严重。近年来，在“广招天下商，共建开发区”的热潮中，城镇建设用地大扩张，各地大量圈地，加上修建高等级公路、超标准建房，大搞游乐场等原因，耕地流失十分严重。短短几年的所谓“开发”，全国减少耕地1亿多亩。你如果有机会到目前发展最快的苏南地区走一走，可以看到到处是开发区，以前的农田都变成了宽马路和大广场，有的是大片片地撂荒，肥沃的庄稼地或变成了水泥地，或杂草丛生。难怪前总理看到此等景象雷庭震怒，但怒则怒，奈之何？这几年更是一发而不可收。古人讲“江南熟，天下足”，真的只能在历史书上能看到了。在这块土地上的农民，自己吃的粮食也要从外地购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繁衍生存的基矗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其生存就是大问题，遑论致富发展了。
二是还农民以劳动的基本权利。如果说，第一个问题是解决“耕者有其田”，这第二个问题是要解决“农者耕其田”。现在的农民在干什么？谁在种地？现在在田地干活的人被人们称为“3860”部队。“38”说的是女同志，“60”讲的是老年人，是这些年老体弱的以及一些妇女在农田里干活。
到农村去走一走，你会发现，青壮年农民无所事事。除了一部分人外出打工了，其余的呆在家里休闲。有的只在农忙时才到田头走走，余下的时间就是晒太阳，或者打牌搓麻将赌博。什么兴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等等，根本谈不上。而且，越是年轻人还越是想得开，拢着双手东家窜到西家，一天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在农村还听到过这样的怪论，说“大小伙子在田地干活没有面子”，因此，他们再有力气也不下田，而要靠父辈来养活他们。以前集体经济时，人们一有空就到田头，把庄稼莳弄得好好的，每年土地的回报都是不错的。现在倒好，只要把种子撒下去就万事大吉了，坐等收获。须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付出那来的收成。农民要想改变生活状况，除了外出打打工，更要在农桑上做文章。而外出打工并不容易。现在城市下岗职工越来越多，在城市，劳动力并不缺乏，农民进城后就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有的到城里转了一圈，空着手又回来了。农民经不起来回折腾啊！因此，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种好田（是广义的种田，包括农村多种经营）是最好的出路，也是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农民的出路还是在农村！

三是要强化基层组织的作用。中国历来是一个小农经济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一盘散沙的农民被组织起来了，一个时期以来，农民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激发。回过头来看，尽管在发展集体经济的过程中有过失误，但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只有集体经济才能真正挽救农业，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包产到户、个体经营必定是短期行为，谁来修水利？谁来搞农田基本建设？谁愿意对土地进行投资？农业科技怎么搞？如何引进先进的种类和种植技术等等？这都需要强有力的农村基层组织来发挥作用。而原来的“集体经济，队为基幢早就不复存在。现如今，农村村级组织基本不发挥什么作用，一些村干部的职责恐怕就是收费了。在这种情况下，要发展农业、壮大农村经济也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了。
因此，我认为，首先，还是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现在也叫规模经营）的道路，以集体的力量来抗衡自然的和人为的不确定因素。其二，要把吃皇粮的干部数量降下来。村一级干部要恢复自食其力的传统，要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不能当专吃农民税费的寄生虫。县乡一级干部要大大压缩编制，就目前而言，压缩一半人马绝对不会影响正常工作。其三，建立农民自己信得过的基层组织，可以通过选举的方式，让一些公道正派的能人来领导这个组织，由上级来指派农村基层负责人的做法当休矣。
总之，三农问题复杂而严峻，需要各级组织和领导多用心思考，而不要光空喊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