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手里。我们有法律、法规和政策对外资企业进行约束管理。当然，邓小平也要求我们在发展外资时要保持头脑冷静，不可麻痹大意。
其次，邓小平主张“要平等互利”, “要让投资者赚一点钱”。过去不少人对外国资本家来中国办工厂，最想不通的就是资本家赚了我们的钱。针对这种认识，邓小平指出：“投资不赚一点钱，那不可能，那谁愿意来？" “同外国人合资经营，也有一半是社会主义的。合资经营的实际收益，大半是我们拿过来。不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这里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不让投

资者赚小头，我们也就得不到大头。
再次，邓小平认为不仅要发展外资企业，而且还要为外资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1984 年2 月，邓小平在视察广东、福建、上海等地回京后，对以上地区的投资环境很满意，建议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可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对日本朋友关于先把交通、通讯搞起来的意见表示赞同。1988 年8 月，邓小平在视察天津时指出，投资环境有所改善，外国人来这里投资就放心了。他还就如何改善天津的投资环境作了具体指不。
最后，邓小平积极主张利用海外华侨带动大批人员来祖国投资。邓小平1986 年6 月18 日在会见荣氏家属回国观光团成员时谈到：你们联系的人多，朋友多，希望你们跟他们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他明确表示，“我们欢迎海外华侨、华人参与这个具有前景的事。”邓小平在视察宁波时，说宁波有两大优势：一是宁波港，二是“宁波帮”。他多次接见在海外的“宁波帮”代表包玉刚先生，希望他发动一些人来大陆投资。
2 ．关于发展个体、私营经济。
首先，邓小平强调要解放思想。针对有些人怕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会产生资产阶级的疑虑，邓小平指出：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因为我们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这一原则，同时又强调不能搞两极分化。1984 年10 月，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因为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和集体所有邓小平还鼓励一部分人依靠诚实劳动先富裕起来，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强调要为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保护其合法利益。
其次，邓小平指出，对个体私营经济要实行正确引导、规范和管理，要求在这方面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告诫大家一定不能让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绝不允许非法经营，发“黑心财”。
三、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出发点和标准
邓小平通过深邃的思考，明确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邓小平深刻而准确地把握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理论。他一再重申生产力标准，反复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思想提出，“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1992 年初，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明确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合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党的十四大把“三个有利于”写进了党章，作为党的各项工作总的出发点和检验标准。对非公有制经济也要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标准，继续实行鼓励、引导的方针，使之健康发展。否定和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不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
根据“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一切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应当大胆地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目的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同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也是源于同一目的。非公有制经济形式，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海外资本和外国资本等。在我国生产力还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积极因素，我们必须更好地发挥众多劳动者、经营者的聪明才智，更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本，充分发挥其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邓小平强调，“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 · … ‘三资’企业· 一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指出：“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明确指出，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当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不仅要加快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且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所有制结构更加适合我国经济的发展。
总之，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邓小平关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思、想，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这一思想。我们一定要深人学习，贯彻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抓住当前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充分利用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更好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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