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建筑理论与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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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市政设施、建筑师的培养等等。自文艺复兴到19世纪，西方相继出现了阿尔伯蒂(意大利)、布隆台(法国)、拉斯金(英国)等许多建筑家的理论着作。总体来讲，18世纪以前的理论，是以数学和欧几里德几何学为基础的，理论家们继承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认为宇宙万物被一种数学法则所控制，他们盛赞人体比例和黄金分割的美妙，从中推演出万物所应遵循的比例，而建筑作为宇宙的模型，也应该遵循这些比例。这些理论，往往是个人观点和心得，主观性较强，理论本身所涉及的内容也往往局限于形式法则，对于建筑结构、建筑环境以及建筑人性化研究几乎都没有涉及，所以对于实践的指导也很有局限性，通常适用于大型宗教和行政建筑的规划布局和立面形式，并不关心内部空间和人的行为及心理。另一方面，大量的民用建筑，在没有系统理论的指导下依然自发自觉地进行，并创造了建筑历史的主体。18世纪以后，随着近代自然科学和欧洲启蒙运动的推进，学术领域乃至整个社会崇尚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些影响到建筑理论，也将近代科学技术理性主义包容进来。到20世纪(尤其是中期)，西方建筑理论家与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工程学、语言学等多学科先进成就进行跨学科结合，从而建立一了系统的现代建筑学理论体系，使建筑理论的体系化超脱了个人而成为一种群体活动，进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性的。
中国古代建筑的思维活动，是在与欧洲古代文明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地理和历史背景下进行的。中国是一个农业立国的国家，与收获相关的节气与天象成为原始文化的核心，同时，与收获相关的水利管理及地理因素推动了中央集权的政治进程。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建筑理论与西方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范畴、体系与机制。在中国文化的宏观定位下，一方面，“天生神物，圣人则之”“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对于成器以为天下利的百工给予表面上的尊重;另一方面，出于对整体世界的把握需要，将人类的社会与思维活动分为五个方面:“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张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即将无形的观念把握与有形的器物制作这两种活动分割开来，并与社会身份相联系。从而设计活动分为两个部分，与维系社会等级相关的思维活动纳入到礼制及典章范围，称为“道”，与有形的器物制作相关的思维活动被纳人“工”的范围，称为“器”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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