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在八十年代后期兴起的“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池莉的作品是以对世俗人生的深切关注和“原生态”的展示为读者所熟知的。她的“人生三部曲”系列作品(《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以这个系列作品为中心,池莉在这期间的创作,构造了一种注重当下体验的人生模式。这种人生模式的特点,是将现世生活的一切甜酸苦辣、喜怒哀乐,都看作是世俗人生的一些无法回避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和基本内容,从中去体验人生的意味,了悟人生的真谛。这种人生模式打破了长期以来由众多的文学作品和哲学著作营造的关于美好人生和理想生活的心造幻影,使人们能够更加真切地直面现世生活,更加执著地眷恋现实人生。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生的执著,也因此而不仅仅在于它的“美好”和“理想”,同时也在于包括那些并不“美好”和“理想”的部分在内的全部人生内容和构成要素。以这种观念来看待人生无疑不是让人消极遁世,而是让人积极入世,只不过这种入世不是让人们去孜孜以求地谋取功名利禄,而是让人们去体验人生的全部丰富和复杂,以便通过这种人生体验,在丰富复杂的人生旅程中安顿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的精神得到抚慰和升华。
在“新写实”的浪潮过去之后,池莉的创作发生了许多变化。这种变化虽然涉及到题材的转移、主题的调整,乃至叙事手法和叙事风格的变异等诸多方面,但作为池莉的创作的全部哲学支撑,即她对于社会人生的理解和由此所派生的对于社会人生的一些基本的观念和看法,却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池莉所认定的这种社会人生哲学,在她的“人生”系列的“新写实”作品中,主要是表现为一种“知足”、“能忍”和“顺乎自然”的人生态度。按照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说法,这种人生态度是属于道家哲学范畴的一种“获取相对幸福”的人生哲学。冯先生认为,道家哲学尤其是它的创始人之一庄子把世间的幸福分为绝对的和相对的两种,能够自由地发展我们的“自然本性”,充分地发挥我们的“自然能力”,我们就能获得“相对的幸福”。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超越事物的相对性区别,达到一种物我同一的境界,我们就能获得“绝对的幸福”。池莉的某些作品和她的作品中的某些情节虽然也有某种超越相对性局限获取“绝对的幸福”的趋势,但就总体而言,她的作品中的人生哲学模式,还是趋向于在现实人生中让她的人物通过世俗生活的体验去获取“相对的幸福”。
也许池莉的这种人生哲学最初并非源于某种与道家思想有关的书本知识,而是个人的一种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和人生体验,因而在上述作品中,这种人生哲学就主要是通过一些普遍的人生经历(例如恋爱、结婚、娶妻、生子和日常生活等等)宣示出来的,并不特别针对某种特定情境下的社会人生变动。但是,当这种特定情境下的社会人生变动真的进入了池莉的创作视野,成了她的创作视野中的一道波诡云谲的人生风景,她的这种人生哲学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面对这种急剧变动的社会人生的一种理性回应。从本源意义上讲,道家哲学原本就是回应一个急剧变动的时代的社会人生的产物,后世之崇奉道家哲学者也大半是因为自身正处于一种不可捉摸的人生变动之中。池莉的创作虽然已经远离了古代作家崇奉道家哲学的历史情境,但现实的急剧变动所造成的许多社会人生问题,却使这种古老的人生哲学依旧有它的用武之地。
众所周知,九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引发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社会人生问题。文学对这些社会人生问题的回应,有各种不同的表现,顺[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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