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台谏制度的运作看宋代的人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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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相贬责他们，反而成全被贬责者的清誉。在不存在“文死谏”的条件下，特别是仲淹本人，成了一面不计升沉祸福，只论是非曲直的大旗。《朱子语类》卷１２９说，“至文正方厉廉耻，振作士气”，“至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对天水一朝士大夫名节观的发展和振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有两句很有名的格言，一是人们熟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之乐而乐”，二是“作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②*上不怕受罪，而个人操守，则务求清白，这正是合於古代儒家理想的台谏官的楷模。孔道辅的影响虽然远不如范仲淹，但身任御史中丞，距离升迁执政的高官不过是咫尺之近，而他宁愿牺牲前程，也足可称道。
另一个在倡导名节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的人，就是欧阳修，他不论在*上和学问上，可以说是全才，是一代宗师。他所著的《五代史记》，如卷３２《死节传》，卷３３《死事传》，卷３４《一行传》等，批判了五代时“以苟生不去为当然”，“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此书卷５４又批判了冯道，“天下大乱，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悬，道方自号懗掷蠏，著书数百言，陈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阶勋官爵以为荣”，“事九君，未尝谏诤”，将这个曾“取称於世”的人置於儒家的天平上衡量。欧阳修在庆三年（公元１１４３）出任知谏院後，③正如前引吕祖谦之说，“台谏之职始振”。
宋人名节观念的强调与台谏官的振职，大致上可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继仲淹和欧阳修之后，如包拯等有骨气的台谏官辈出，无疑是书写了古代监察制度史上的辉煌篇章。宋仁宗懦弱无能，遇大事无主意，其实也是台谏官得以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人们早已指出，当时许多宰执是由台谏官论罢的。宋英宗时，台谏官围绕着濮议，与皇帝、宰执相抗，由於以前已发表研究成果，此处从略。
二、宋神宗时：宋神宗任用王安石，推行变法，变法涉及复杂的情况，此处且不论其是非功过，但不少台谏官明知皇帝的意向，却敢於公开表明自己的反对意见，这正是继承
①《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９《台谏》，卷１３《台谏》。此书说：“自仁宗即位，刘中丞（筠）令台属各举纠弹之职，而後台臣之职始振。”与正文所引之说自相 牾。按此制度上的规定，本文主要还是从台谏制的运作考虑，可参见《宋史》卷３０５《刘筠传》。
②《晁氏客语》。
③《长编》卷１４０庆三年三月癸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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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仲淹和欧阳修的遗风馀烈。司马光为御史中丞吕诲写墓铭说：“前後三逐，皆以迕犯大臣，所与敌者，莫非秉大权，天子所信向，气势轧天下，献可（吕诲字）视之若无睹，正色直辞，指数其非，不去不已，旁侧为之股栗，而献可处之自如。平居容貌语言，恂恂和易，使之不得位於朝，人不过以谨厚长者名之而已矣。及遇事，苟义所当为，疾趋径前，如救焚溺，所不当为，畏避远去，如顾陷阱，惟恐坠焉。”当时的宋朝确实需要整顿和振兴，而吕诲弹劾王安石说：“天下本无事，但庸人扰之。”①可知其政见是保守的。但吕诲不计较官位的得失，不做苟合取容的事，敢於直率地表述政见，还是足可称道，体现了儒家倡导的名节。
从宋神宗时开始，台谏官作为风宪之地，愈来愈深地卷入了新旧党争。宋神宗的用人方针与王安石不同，王安石主张“一道德”，认为“学不一，异论纷然”，②“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即治道何由成”。“朝廷任事之臣，非同心同德，协于克一，即天下事无可为者”。③但宋神宗其实还是按宋朝的祖宗家法，适当地参用反变法派，以求“异论相搅”。不论是按宋朝的历史条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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