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日常生活/城乡关系/市场遭遇/现代农业分工体系

内容提要: 本文从农民日常生活的视角对城乡关系展开讨论。农民的日常生活一方面受制于城乡关系的总体力量所产生的支配性逻辑，但同时也包含着体现农民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行动者逻辑。面对城乡二元市场的总体格局及日常生活的市场遭遇，体现农民自主性的选择是进城务工和跟从性的农业投机：前者最重要的不是进入城市，而是进入一种职业分工体系；后者也不能简单视为盲目的市场行为，它具有促进地域内专业生产和地域间农业分工的潜在功能。这两种行动选择对政策选择的启示是，以现代农业分工体系提高农民的市场地位，进而改善城乡关系。


亨廷顿曾经指出，现代化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城乡差距，这一差距是正在经历着迅速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国家所具有的一个极为突出的特征，是这些国家不安定的重要根源，是阻碍民族融合的一个主要因素。[1]建国初期以来，中国城乡差距的历史与现实已经并且仍在继续验证着亨廷顿的命题。据世界银行的计算，1952-1977年，中国的城乡差距总体上处于一个比较高的状态，平均差距系数为2.66左右（其中，1958年-1963年曾发生了较大波动，一度超过3.0），与其他亚洲低收入国家相比，几乎要比后者高出1.1-1.5倍。从改革开放到1980年代中期，城乡差距一度呈现缩小的趋势，但随着中国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城乡差距再度拉开，除1994年-1997年出现短暂缩小，总体趋势一路上扬。[2]目前中国的城乡差距已经超过警戒线，是国际上城乡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LocAlhOsT当下中国所暴露的诸多重大社会问题都与城乡差距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讲，城乡关系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最大的“中国命题”。
一、回归日常生活：城乡关系研究的新视野
在当下城乡关系的困境中，农民显然处于受困者的地位，因此农民构成城乡关系研究的基本关怀。城乡关系与农民的命运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把握城乡关系首先要理解农民的命运。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理解农民的命运。实际上，大尺度的结构、宏观的制度框架、整体性的城市化和乡村建设进程也是一种理解农民命运的路径和视野，它们构成了决定农民命运的总体性安排。在农民的命运与总体性安排之间搭上联系，是社会学想象力的基本体现。米尔斯认为，在各种特定环境中所经历的事情往往是由结构性状况引起的，要理解个体的遭遇和困境，需要超越个体来看待它们。[16]但是，社会学的想象力在不断扩展研究视野的同时，不能将研究本体悬置起来，过份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与研究本体构成联系的外部因素上，而忽视了研究对象内在的特征。
农民的命运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事实，如果仅仅放在总体性安排中进行理解，那就陷入了客体主义的认识论。由此得出的理论见解和政策主张体现了一种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思路、逻辑和智慧，并具体表现为一种从外部施加在农民身上的人为规划与设计。按照这种路径，农民的命运是由总体性力量所支配的，作为行动者的农民是无法决定和选择自己的存在方式的。因为，农民所置身的总体性安排是主导性、普遍性和原则性的，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农民的生存状况仅仅是其自然的延伸。在这种客体主义的认识论中，农民被视为缺乏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对象”。由于行动者的缺位，所以单纯从总体性安排入手改善城乡关系，常常无法带来预期的效果和设想的前景，旨在缩小城乡差距的政策选择反而有可能导致城乡差距的扩大。现代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把研究重心转向一种实践性的“本体论”关怀，更加关注“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17]也就是重复展开的日常（day-to-day）生活。这意味着日常生活成为理解和认识社会的意义之源，只有把各种需要解释的问题放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理解，才能实现真正的“本体论”关怀，才能准确地解读问题背后的“符码”并找到有效的操作性政策框架。脱离了日常生活也就脱离了农民的真实存在方式。日常生活是农民实现“本体性安全”的基本组织方式，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根基和生命延续的基本脉络，是一种具有惯性的社会行动体系和农民现实遭遇的具体场域。因此，日常生活就构成理解农民的命运与城乡关系的另一种路径。如果从真实生活的角度进行提问和思考，回归日常生活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
首先，回归日常生活能够在真实的存在方式中把握农民在城乡关系中的遭遇及命运。不可否认，结构、制度、城市化和乡村建设确实与农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且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但是，如果从农民命运的发生场域来看，这些总体性安排表现出一定的外部性。施加在农民身上的总体性安排与农民的真实存在方式并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前者是宏观的、静态的，后者是动态性的、实践性的。农民的真实存在方式并不是完全按照外部规划展开的，它还包含着总体性安排以外的逻辑、特征和内容。因此，从分析的意义上说，农民的真实存在方式包含着两种不同的逻辑，一是总体性安排所施加的支配性逻辑，二是体现农民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行动者逻辑。其中，行动者逻辑是日常生活的主体内在的和自在的特征。比如农民作为一个行动者所具有的自主性意向、植根于身体中的性情倾向和社会生活式样、累积起来的经验性和地方性知识等等。这两种不同的逻辑相互交织、参混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日常生活样态。也就是说，农民的真实存在确实是嵌入于总体性安排中的，但更准确地说，是嵌入于包含了支配性逻辑和行动者逻辑的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上，人们在感叹自己“命不好”或“命好”的时候，总是立足于日常生活的现实遭遇和实践场域而言的（也就是两种逻辑相互遭遇），而不仅仅是总体性力量对人的支配。因此，只有回归日常生活，才能全面把握和准确理解农民在城乡关系中的遭遇及命运。
其次，回归日常生活能够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把握城乡关系的实践形态。城乡关系既是构成性的，也是实践性的。城乡关系的实践并不是城乡结构、制度在理论上的运作过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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