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4月17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北京举办农村土地制度创新与农民组织发展——中改院改革形势分析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以及来自农业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社等部门和机构的20余位领导、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农村所所长、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主任王景新主持。会议围绕“农村土地制度创新与农民组织发展”这一主题进行了讨论。现将专家主要观点摘要如下（按发言先后顺序排列）：

王景新（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农村所所长、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近年来做农村调查，我们感觉到“三农”问题之所以再次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似乎都与土地制度和农民组织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
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我认为，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一项没有完成的土地制度改革，它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和改革的不彻底性。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要真正“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有两个问题是明确需要解决的：一是在集体成员共有的条件下，如何解决“稳定”与“调整”的关系；二是共同共有的产权的排他性很差。
我认为，可以采用农民集体成员“按份共有”的形式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具体有三点，一是以“起点公平”的原则和真正“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为立足点和出发点，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按照一定时限（比如第二轮承包起始）的集体成员平均分配承包；二是把“30年不变”拓展为“长期不变”，实行承包农户“永佃”；严格实行“生不增、死不减”政策和“不得调整土地”的法律规定，切断新增人口与土地的联系；三是用相关法律将农民“长期不变的土地使用权”界定和规范为“农民私有财产权”，纳入私有财产保护范畴，从根本上屏蔽外来侵权。loCAlHOSt
关于农民组织的发展。我认为，现有的农民组织建设可分为四类进行研究：一是村民委员会、党支部这样的正式组织；二是现在正在发展中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三是农民自发的维权组织；四是农村的功能性组织，它们并不一定具备完整的组织结构或形态，但却很有动员力。

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员）：
一是关于土地制度问题。现在的土地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经营体制问题和农村土地征用问题。前者从农村土地承包内部看，有两个问题一直没有说清楚，即农村的土地承包权到底是什么权利，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个什么概念。这使得农村土地问题和组织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一个体制的问题。而后者，我们的土地法律是世界上最好最严的，基本上涉及耕地的事都由国务院审批。但执行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的，在实际中每一级政府都能对土地进行审批。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研究政策和法律文本；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营造执法落实的环境。
二是关于农民组织问题。我认为，我国农村不是没组织，而是组织程度极高，但那个“组织”是人民公社遗留下来的，因此它的性质和功能都偏向于内向型管理，是政府行政体制延续的组织。现在农村需要的是外向型、经营型的组织。这对于立法机关来说有一定的难度，但我觉得现在时机逐渐成熟，特别是这次的税费改革将对此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任大鹏（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法学教授）：
关于土地制度创新问题。首先还是一个老话题——地是谁的，谁有权去创新。按照“承包”这个词，肯定就要有发包的。但承包法试图回避这个问题，而从承包权的物权属性上考虑；二是承包权的体系问题。从法律意义上讲，它有一个权利关系，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承包权是成员权或身份权，或者分出一个层次，把承包权作为一个前提，把流转、经营、使用的权利成为承包权中的一种关系；三是土地管理法中的矛盾。土地管理制度的核心问题就是控制耕地的使用。讲到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用途管制制度，在现在看来，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它在一定意义上没有能够体现土地的产权属性，因此在法律关系上就使用不顺了。
关于农民组织创新问题。第一，合作社的性质。在现实里有很多所谓的合作类型都称为合作经济，但经济学角度与法律角度存在着冲突：经济学家强调是一种合作经济，而不是一种组织形态，但立法机关仍然把它作为一种经济组织来认识；第二，关于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法的性质，涉及到该法是程序法，还是其他，即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法”，还是“农民合作经济的组织法”，或统称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这个断句怎么断有很大的差别。一方面，组织法认定条件环境，它涉及内在机构设计、对外关系、责任关系等，而另一方面的功能就是程序法，比如登记、解散、清算等，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在这个法里解决。实际上，我们讲“合作社”就很清楚了，“合作社的法”就是一个“组织的法”；第三，关于立法的理念问题。现有的大量文献对合作社的定义，最后的落脚点是一种企业。这可能会导致一种错误的倾向，合作社本来是考虑农民的土地联合，是一种合理垄断，将来我们在反垄断立法的时候对它要豁免；如果把它归为一个企业，它所享受反垄断的豁免就不存在。这样我们搞出来的就不是合作社的东西，而是农民组织的其他问题。

张红宇（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研究司副司长）：
第一，土地问题一直是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任何时候这个问题都是一个热点、重点和难点。不管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土地的三个功能是存在的：一是生存功能或保障功能；二是收入功能，在目前农民收入多元化的情况下，土地收入依然占到60％；三是就业功能。
第二，中国农民土地的问题在于所有权很重要，但是使用权相对于所有权来讲恐怕更重要。因为，农民从来不讲所有权，而只注重使用权。我们能不能不讨论所有权，而把使用权（包括占有、经营、收益、处置）发挥得淋漓尽致，即土地可以出卖，可以抵押，可以通过抵押获得其他经济的手段，可以转让、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