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王以仁 郁达夫 精神兄弟 “郁达夫族群” 主体人格
论文摘要:王以仁自觉带有郁达夫的色彩,虽列文学研究会的门下,实属于“郁达夫族群”的一员。“郁达夫族群”的主体心理建构是他们心灵深处的自卑,由自卑而导致他们情感领域中的隔绝和孤独,自卑和孤独所致的的心理紧张又催逼他们焦灼呼唤着理解。在这感情的内煎和外化过程中凸现出他们的独特的主体人格。
王以仁(1902-1926),浙江天台人。虽列文学研究会门下,但自称对郁达夫“颇有嗜痂之癖”,自觉带有郁达夫的色彩。他在纷扰的人世,在辉煌的现代文坛,只留下一行匆匆凄清的脚印,其无限苦衷的情感世界刚刚敞开就永远消没在滚滚的江流。但他在20余万字的墨迹中披露的“孤雁”般落魄的灵魂,将永向世人展示其特有的魅力。
我们姑且借用文化人类学“族群”范畴,把上个世纪20年代聚集在郁达夫周围,高扬“自我写真”大旗的文学青年称为“郁达夫族群”。这是一个十分有意味的文学现象。对他们,已有无数钟情者指出了其强烈的主观色彩,感伤的抒情倾向,愤世嫉俗的心理,非理性化的表现等等创作特征。然而这些都偏于评论者自己的主观感受或这个“族群”的外在光芒,没能站在评论对象本身深层属有的立足点,循着他们感情发展历程的因果律和必然性层层推究。我们以为对郁达夫他们的准确把握应深入作家主体心理建构,“郁达夫族群”最深层的纹章是他们心灵深处的自卑,由自卑而导致他们情感领域中的隔绝和孤独,自卑和孤独所致的心理紧张又催逼他们焦灼呼唤着理解。在这感情的内煎和外化过程中凸现出他们的独特主体人格。
郁达夫无疑是这个“族群”的最集中代表。自卑理论是西方个体心理学的一大发现,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人类的全部文化都是以自卑感为基础的”,“当个人面对一个他无法适当应付的问题时,他表示他绝对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此时出现的便是自卑情结。”[1](P50)自卑感实质上就是活生生的个体面对实在的对象世界,一下子没法认识、把握、征服,无法肯定自己、表现自己、发挥自己,从而从心理产生的气馁和无可奈何。这是人在外界中无能为力的心灵投影,是种隐秘深潜的痛苦境地。应该说,西方个体心理学的这一发现有其合理内核。郁达夫早期代表作《沉沦》充分地表现了这种情感状态。《沉沦》所以强烈地震撼着当时和以后无数人的心弦,这不仅仅在于它的爱国呼喊,也不只是它对封建虚伪道德礼教的闪电式反击,根本意义在于它是人类的一种永恒情感——自卑感的典型象征,它以其大胆、独特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一种万心共振的情感模式,一个崭新神迷的审美天地,亦为千万饱受心理熬煎者提供了一种痛苦而又酣畅的情感认同和心理宣泄。主人公作为一个远离祖国亲人身处虎狼般强悍异邦的敏感的弱国子民,犹如一粟飘流摔打于茫茫沧海。他无法鼓起勇气面对现实。尽管我们看不到具体的谁藐视他,或者具体的何事侮辱了他,但是周围的一切,哪怕是白云的变幻、水波的摇荡、野草的悉索、女人的娇语、路人的求欢等无意扰他的稍微变动,也使他受到莫名其妙的刺激,仿佛遭到了极大的欺侮。一种巨大的无形屈辱浸透了他的骨髓,撕扯着他的心灵。
整个小说引人注目的并非主人公大开大合的外在命运波折,而是他内心那种或紧或缓,反复无常,最终愈来愈烈导致其精神崩溃的感觉,是那种心灵上的日趋“沉沦”。而这种剧烈动荡的心灵历程则基于主人公的自卑。“世人与他的中间介在的那一屏障。”自卑的根源当然与主人公身上凝聚的各种社会关系分不开,然而它们在小说中退到幕后。主宰小说的是“愈来愈高”的“屏障”——它不停地夸大幻想,直到认为整个对象世界全都绝情于他;另一方面又越来越渺小化感伤的自我,以至于自动抹煞了自身的存在。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沉沦》主人公对待情爱的自卑态度:涌向读者的是一团团令人窒息的性爱情欲的浓雾。青春期合理的人性冲动被自己的卑怯所压碎,它无法升华满足,只能以变态的近于原生的方式代替,但这种代替的结果无疑又是饮鸠止渴。
《沉沦》对人的自卑感表现在郁达夫创作生涯中还只是开头,他的《南迁》、《怀乡病者》、《春风沉醉的晚上》、《秋柳》等作品都共有着、发展着这种模式。自卑似乎可以说是郁氏笔下主人公与对象世界联结的特有中介,它滋生于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又反过来作用着它们,而且更多的是导致着主客体的分离,让主体紧张地匍匐在客体脚下而造成一种撼人心魄的悲剧感。
我们在王以仁的作品中又见到了郁达夫笔下主人公一样的挣扎和相似的感情历程。《神游病者》简直可以说是又一部《沉沦》。青年主人公逸鸥委琐可怜,没有女友。屋外档花烂漫,四周人悄淳淳,而他幽闭空舍,在独自烦恼中任青春憔悴。原因:“一面是因为受经济的压迫,挫折了他狂热的态度;一面还有他特别的目的。”这就是对面统楼上出现了一白衣女子。他的灵魂被她的一频一笑全勾了去,全身心燃烧着渴求的欲望。然而他的一古脑儿的相思只是相思,白衣女人也许压根就不知道他的存在和他的一厢情愿。逸鸥焦躁着,思念着,然而又无可奈何,心中熊熊炙烧着的秘密最终不是化为披胸敞腑的灼烈倾吐,而是被他的顾影自怜所压抑。
心理变态!爱而不得则恨,恨得越深则爱得愈烈。可怜的逸欧丝毫也没有表现出一个男子汉应有的气魄和举动,他只是跌荡在情欲的漩涡里,背着爱与恨的沉重的十字架,咀嚼着辛酸苦涩,哀怨不平,对酒长泣,葬身清波。
自卑!这种欲说不能,欲摆不脱的可怕情感,令人在紧迫痛苦中越来越封闭了自我,隔断主体与周围的必需的契合理解,作为社会的人被剥离了合理的伸张而不得不躲进个体心灵的一隅,独自承受无形的重压。这种孤立无援势必给人带来深深的孤独感。“孤独意味着被割断与社会的联系,没有任何能力去行使我们的人权。因此,孤独意味着无助,意味着无力地把握这个世界——事物与人,意味着这个世界无需发挥我的能力并加以侵犯我。”[2](P7)这是一种个体游离于整个世界的悲哀。在郁达夫的作品中,我们常常看到那一个个瘦削苍白的“我”或“他”或质夫等的身形在茫茫世间孑然独行,仿佛任何一击都能令他哭泣而倒。在王以仁笔下,孤独者的身影,孤独者的感受随处可见。《神游病者》中早逝的逸鸥自不必说;《暮春时节》塑造了一个女独身者凄凉的形象和心态;自传体连续中篇《孤雁》一看标题就知在描画着一颗孤独灵魂的颤动轨迹,开篇《我的供状》结尾,那说不尽的“每当”独居的倾诉为全篇奠定了基调,接着是“孤雁”的哀鸣,仓皇的“落魄”,狼狈的“流浪”、“还乡”的屈辱,“沉湎”的沮丧和悲伤的“殂落”。
自卑随之而来孤独,孤独又更进一步强化了自卑。个体只能凭自我的脆弱的心灵消极地抵御着外界的重压,这必然使人处在一种无法自由实现的紧张状态。因此我们从郁达夫和王以仁的作品中处处感到那种巨石压顶般的沉重,置身狭缝中的焦灼和熔岩欲喷般的压抑。“没有人能长期地忍受自卑之感,它一定会使他采取某种行动,来解除自己的紧张状态。”[1](P47)阿德勒提出了自卑的超越,即通过主体的努力,在改造外在环境的人的各种行动中释放心理沉郁,高扬自我克服自卑,消除紧张。不幸的是,郁达夫和王以仁的文学儿女们没能走这条路,他们在拂之不去的情感烈焰中翻滚挣扎,寻找着消释缓解的出口。
到这里,我们已较为清晰地描述了郁达夫和王以仁作品中主人公感情发展的轨迹。因为他们的作品都带有鲜明的作家自叙传的色彩,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称王以仁是郁达夫的精神兄弟。这里有王以仁的自觉认同,更多的是无意识的同途共归。当然,王以仁毕竟是王以仁,他的生活道路、人生态度和审美趣味与郁达夫有很多不同之处,这样也带来他们作品的不同归宿和美感效果。郁达夫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同时又十分熟悉西方文化与日本文化,并且尽可能充分地展开了自己的文学生命。他的过人才华,士大夫兼洋绅的风流倜傥、奇彩辉煌的篇章,在他的同代立即获得了无数人的喝彩仰慕,在他的生活中也拥有过声名、富贵和美人,所以他的作品由早期的窒乱嘈吼逐渐变得凝炼超脱,早期作品人物的焦灼呼号以及爱不可得后的残酷自虐,随着作者本人对自卑的超越,逐渐发展为对周围同样遭际的人惺惺相惜和主动施爱于他人,并最终升华为像《迟桂花》那样的融融爱意。王以仁无此幸运,他是真正的自己作品中的“我”,生活之途是那样多舛——家境由小康中落,遭尽世人的讥嘲冷眼;年轻无名,失业飘零;女友的负心又给了他沉重的最后一击。他死时也是那样冷清,没有告诉家人朋友,像他的逸鸥,静悄悄孤零零逐清流而去。他未能受到更广阔的风雨洗礼,来不及更深远地展示自己的文学世界,短促的24个春秋恰似彗星一闪,他只能以他留下的二十多万字的小说、诗歌、散文——他自己的真实的外在和内在历程来显示他的价值,这是一份比郁达夫作品更少夸张成分并且拥有它独特表现领域的文学财富。通过它,我们可以更切近地触摸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地上真正走投无路的小知识分子的泣血的魂灵。那是更广泛更众多的一大群痛苦的人,他们没有机会留洋深造、承袭余荫、出人头地,有的只是具体实在的风霜刀剑,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底层但又要抖索着褴褛的长衫;他们能敏锐深切地感受到外界的任何一点羞辱,但也只是用笔乱蘸着酸楚的泪水。最终,大多数的躁动不安的青春紧紧裹挟在历史的潮流中,空留一串串凄寂的长叹……
限于篇幅,我们只论述了王以仁,实际上王以仁应该是郁达夫较远的一个共振回响,是个晚出的小弟弟了。与郁达夫几乎同时的陶晶孙、周全平、倪贻德、叶灵风等才是这个“族群”的主将,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簇拥着郁达夫,表现出一种坚强的向心力和类聚性。他们的作品坦率地表现着那个时代作为他们的感觉、体验和情绪,并且主人公与作者的面影心灵同样难辨难分。在那浓烈而骚乱的情绪渲泄流中,我们也能轻而易举地理出一条感情发展线:匍匐在现实脚下的自卑——自我封闭的孤独——缓解紧张而呼唤理解(呼唤金钱、名誉、美人)——爱与理解不可得则沉沦或最终转移升华而摆脱心理的紧张催逼。 “郁达夫族群”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文坛大放异彩,他们独特的对世界对人生的感受、体验和文学表达方式使他们呈现出鲜明的人格。我们试着再从心理学领域跳出,在广阔的中外文化背景下作历史的比较考察。“五四”时期是中国历史最突出的“中间”阶段,处在这个历史夹缝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就带有鲜明的“中间物”特征,作为社会精英,在现实与他们所形成的“挑战与应战”的对峙中,清醒、先进的自我与老大积弱的历史现状,冲突尖锐;同时,面对先进的西方文明,更加剧了他们自我与民族的危机感。从老中国母胎诞生又经历过20世纪先进文明浸染的鲁迅、“为人生”派、郁达夫、王以仁等等几乎都被抛进过心理和文化自卑的深渊。但是,鲁迅和“为人生”派等冷峻的现实主义作家迅速超越了个体的卑怯自怜,他们以否定者、批判者的清醒融个人的苦痛于中华民族大地上的芸芸众生,以表现广阔的他人人生来消弥自我的孤独,以理解他人的热忱来唤起愚昧者对自己的理解。满腔愁怨和浑身热血深深隐藏于铁铸般冷峻的沉思和顽强的发掘。这是一种自觉认同并追寻真理的独立性人格,一种积极实践的参与性人格,其中鲁迅的特立独行、坚韧博爱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永恒楷模。他们那种个人的意志和责任感,自然而然地令我们追溯起无数中国古代“脊梁式”的英雄,乃至屈原、孔孟对民族心理结构塑造的积极价值,但他们那跃跃不息的自由的心灵又使他们迥异于中国古代知识圣贤们的愚忠和依附。“郁达夫族群”也曾那样旗帜鲜明地与现实对峙,然而刚刚觉醒的懵懂使他们只是掀开了封建禁欲的闸门,他们那一双双忧郁的眼睛还无法洞悉传统文化的深厚的阴里,他们更缺乏自立自强的信心和力量。因此他们被逼扭身逃进自我的小天地,迫不及待地安定那一颗颗骚动紧张的心灵,充其量他们也只是狠狠地诅咒几声内心深处被逼进的现实的阴影,更多的则是自我咀嚼,自我渲泄,自我挣扎。这似乎不能说是强者的人格,但这毕竟又不同于那些被随意挤搓的弱者。他们缺乏主动积极地把握自己的能力,但他们又并没有屈从在某一人格化的偶像之下。这是一种介乎依附性与自主性、被动受制和主动实践,实质上就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现代知识分子人格之间的一种中间性人格模式——他们要努力地突出自我(贬抑自我也正是认识到了自我的存在),但又尚未广阔地展开自我的存在。
中国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萌发和追求,无疑是由于西方先进文明的催生,于是我们的眼光投向国外。在西方世界,随着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人的外在能力愈来愈扩展而内心世界相对来说却越来越狭小了,日益异化的人感到宇宙的无限和自身创造物的沉重可怕,从而产生深深自卑和孤独。于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作家、古典哲学家、现代浪漫主义诗哲……呼唤着诗、呼唤本真、呼唤灵性、呼唤着人与人的同情和爱,甚至以极其狂放恣肆的非理性态度高喊“上帝死了!”唯有自己才是价值的创造者和确立者。他们把情感化为直接的自我意识,把爱作业弥补人与客体世界包括他人之间那一大片荒漠中的绿洲。我们从费希特、荷尔德林、狄尔泰、尼采,从渥滋华斯、拜伦、雨果、波特莱尔等等一声声揪心的叹息和呼喊中,感觉到那愈逼愈近的异化世界巨大的魔影,体味到他们为了给有限的个体生命寻找牢固的立足点和超越价值所进行的深沉的思索和忧郁的吟唱……“五四”时代的许许多多中国知识分子都曾寄养在西方文化的乳母的怀抱中,接受过欧风美丽的刺激和洗礼。鲁迅、茅盾、郭沫若、郁达夫等几乎都在深刻的痛苦中重新调整了自己的文化体系和价值标准,新体系、新标准的立足基石是自我意识的生成——对窒息自我的传统文化的愤激反叛,对夹缝中自我尴尬的反省以及“舍我其谁”的重负感和责任感,但鲁迅和“为人生派”作家们发展的结果,是以对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悲剧的密切关注而与西方诗哲们那种代为全人类立言和自觉作为人类精神救世主的面目相区别,他们的双脚无法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陷阱中拔出而进行抽象的玄思和遥远的观照,他们的感性批判的深层还深深打着民族传统实践性和伦理性的烙印。与此同时,“郁达夫族群”倒显得与传统的割裂更深,他们那种自我卑视的窒息躁乱,那种一古脑儿的感伤抒怀似乎与异邦老师呼应得更为亲切,但他们“自我”的活生生的血肉感,具体地与金钱、名誉、女人,与失业、疾病、家庭无法分开的孤独焦虑,又迥异于西方现代知识分子那种“形而上”境界的对个体渺小、理性孤独的体察和渲泄。着重个体但又缺乏理性升华,粘连着现实但尚未超越自身,“郁达夫族群”又以自己的独特介于西方现代知识分子与中国鲁迅一类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之间。
归根结底,“郁达夫族群”以其对真实的自己——“我”的珍视区别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健全的现代知识分子和西方现代知识分子,同时又以历史黎明期的觉醒作为三者纵横交错的中介而存在。他们是软弱痛苦的,姿态和心灵都是那样羞怯和扭曲,但他们内心深处早已被唤起奔涌的内驱力与不断撞击他们的历史潮流必将逼迫他们走向艰难的选择。历史也已证明,除了极少数如王以仁无法摆脱内外交迫而殉情,陶晶孙逆转人格而沉沦外,绝大多数都选择了鲁迅等那种健全理想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归宿;郁达夫走向民族英雄的不屈和悲壮,郭沫若为民族的解放和发展贡献了毕生,更有无数默默无闻的小知识青年在压抑和呼唤中奋起,超越自卑,走出了自我,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实现自身的价值。对于这,迄今尚未有足够的认识。我们认为,对“郁达夫族群”应作如是观:作为对他们时代的折光,他们作品超越性意义在于突出表现了自卑这种人类的带有普遍和永恒性的情感,并且,他们的作品所凸现的他们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也标志着一种普遍永恒的历史独特性——在新旧历史阶段的交替期,常常出现众多带着刚从长夜中酿来尚未适应眼前现实的苦痛的灵魂,他们虽没及时站在历史的最前沿,但最具可塑性,最有希望超越苦难而成为宏大的改革力量。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郁达夫族群”也必有其祖代、父代和后代,它对于今天仍有普遍性的参照和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A·阿德勒.自卑与超越[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
[2] 弗洛姆.爱的艺术[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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