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接受了较高的教育，他们期望以主人翁的心态来主动参与社会管理和政治表达，如我们可以经常发现在微博、飞信和贴吧上有不少农民工发表自己的见解和争取权利，比如近期有新生代农民工在新浪微博上发布新闻联播式讨薪视频，就是使用新颖的有创意的方式来争取自己的权益。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具有了公民的权利意识，他们渴望融入城市，渴望社会能够关注他们这一群体。但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意识觉醒的同时，大众传媒并没有太多地关注、满足农民工的这一要求，忽视了他们的媒介需求和媒介权利。

首先，我国目前仍然实行的是二元户籍制度，就是把户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分别对住户和人口进行管理的制度，其主要内容是掌握人口和控制住户的自由迁徙以便于管理，是为配合当时经济发展战略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区隔式集中人力资源投资于配置的模式[3]。这项制度严重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主要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方式主要是工棚与单位宿舍，居住条件与城市居民差距较大，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这些保障房只适用于拥有本城镇居民常住户口，住房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关心的首要问题。另外户籍制度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最低生活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主要适用于拥有城市户口的居民，而新生代农民工被排除在外。

其次，大众传媒对农民工包括新生代农民工的报道存在着污名化现象。涉及农民工的报道大多是负面信息，经常报道农民工包括新生代农民工暴力讨薪以及他们生活的困乏和单调，以打扑克的方式来打发时间的刻板印象。

再次，农民工的媒介权利存在缺失。尤其是在进入数字化时代后，媒体的频道和频率越来越专业化和有针对性，有女性频道、游戏频道、足球频道等，但并没有针对农民工群体的频道和频率。政府虽然开办了一些针对农民工的网站，但这些网站对农民工的吸引力仍不够。

最后，农民工在对媒介的态度上存在矛盾心理，对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既存有质疑但又缺乏其他获取信息的渠道，对于网络上纷繁复杂的信息缺乏理性的认识。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利用网络只是为了寻求感情的宣泄和娱乐，不能合理地使用媒介，对电脑、手机等新媒体缺乏理性的对待，很难从中获取有益的信息。

大众传媒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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